古代官员过年不收礼

　　□颜克存

　　“廉不廉，看过年。”古人过年，也与我们现代人一样，得守廉关。如若不然，就会被“法办”。

　　秦朝以法立国，秦简《为吏之道》开篇便告诫为官者须“精洁正直，慎谨坚固”，谨遵“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之准则。吏者若“居官善取”，便是“戒之戒之”的大恶。这股严苛风气，便是后世以法律规制官员品行的最初范本。

　　老话说：“要想治住贪，首先管好官。”汉代首次将“坐臧”之罪名写入律令。“臧”与“赃”通，坐臧即指官吏或一般人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本不当得之利。《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盗律》有载：“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对行贿、受贿者皆以坐赃论罪。汉文帝曾颁令，凡“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后至景帝，又为官员吃喝“立规矩”，规定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在上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不得接受宴请，如果实在无法拒绝，必须自己掏钱买单，否则将被免除职务。《汉书·景帝纪》载：“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意思是，官吏如果接受所管辖衙门或地方的贿赂、好处，或者是公款宴请等应酬吃喝，都要被免官。此律同样适用于官员过年时的“人情往来”。

　　汉朝时，“过年不收礼”的典范，当属“羊续悬鱼”的故事。它讲的是东汉南阳太守羊续，他为官清廉，府丞焦俭看他生活清苦，便在过年时送了他一条鱼，他推让再三后无奈接下，但却左右为难，最后只好把鱼挂在庭檐下，避而远之，拒“鱼”于门外。

　　俗话说“过年如过关”，“年关”即“廉关”，人情往来一旦越界，便成溃堤蚁穴。故而古时各朝都有制定律法条文，帮助官吏构筑精神堤坝。《魏书·刑罚志》云：“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即收受价值十匹布帛的枉法赃物或两百匹布帛的义赃，均判处死刑。太和八年（484），班禄制（官俸制度）实施，明确“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导致当年度因坐赃致死者有四十余人，一时间“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严刑峻法面前，大小官员心底畏惧，使行贿送礼之风几乎断绝，“过年不收礼”被深刻于官吏脑子里。

　　唐朝是历史上最具开放和包容的朝代，但对于送礼的事，同样有规定。‌《唐律》载：“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每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由此可知，对于那些借过年之机送礼行贿的“受者”和“与者”，可处流刑两千里、打一百大板。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官员待遇优厚，百姓生活优渥，年节馈赠之风较以往任何朝代更炽。朝廷为此颁布的相关禁令规定也更全更细。对官场迎来送往、官员拜访、宾客会见接待、节日“礼尚往来”等都有明确禁令。元丰四年，中书省立法，“执政官在京，本宗有服亲戚非职事相干及亲属，不得往还看谒。违者，并往还之人各杖一百”。后至南宋，朝廷颁布《庆元条法事类》，对官员吃喝标准、迎来送往、假日娱乐等进行规定。如有官员胆敢过年收礼、收红包、赌博等，都会被法办，甚至降职罢官。它更将“岁受百姓馈送”列为“十恶”之外的重罪。宋孝宗时，范成大就因“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被罢官。还有宋仁宗时的宰相兼枢密使章得象，“作正字（秘书省职称）日，元正（春节）休与丁晋公（丁谓）博……约明年复博”，在过年时赌博被监察御史参奏，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于此，宰相也不例外，同样受惩罚。

　　元朝时，朝廷颁布《‌禁治察司等例‌》：“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该禁令明确禁止官员在生日、年节或送别洗尘等场合接受他人礼物，如有违反，将被视为贪污赃物处理，面临法律制裁。及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莽，深恨官吏贪墨，其刑戮之酷，史所罕见。《大明律》设“官吏受财”专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洪武年间，有官员于春节收受下属一对“腌鹅”礼物，朱元璋知道了，下令将其“枭首示众”，并附上“腌鹅”于尸身旁，上悬“送礼者斩”的牌子。因此，凡大小官员，都不敢有违，纷纷过“廉洁”年。

　　清朝时，康熙皇帝亦屡次下诏，严禁年节“馈送裘马等物”，以防“渐开贿赂之端”。他要求过年时在衙门口张贴告示：“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以此明令禁止大小官员过年送礼收礼。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过“年”，守“廉”，古人过年要守廉关，他们头顶高悬的“纪律”利剑，又何尝不是一份穿越时空的警示，足以为今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