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株樟树下的往事

　　■郑立宗

　　我以前住的那个村庄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良户，离钱塘江不远，如今那一带取了一个蕴含诗意且颇吸引世人眼球的名字叫云栖小镇。起初祖先来此围垦定居，置一凉亭，江风习习灌入，称凉屋，叫久便成了“良户”，村名由此而来。听老一辈讲，石板路串接起一个个村落，村里村外一团团惹眼的墨绿，那大多是樟树、银杏之类，上了岁月的树，苍老茁壮，依然开枝散叶，绿荫婆娑。待我懂事时，村子里仅剩祠堂边上的两株樟树，有两三个人合抱般粗，临水厮守屹立。阅人无数的老树一定是先知，几百年来早就看懂了村庄里的习俗和风气。后来，村庄一片片拆迁，居住的人也陆续搬离，树也突然间显露出一副颓败之相。那年严寒过后春又来临，几片枯黄的叶子在春风中飘落，枝丫间没有长出星星点点的嫩芽，树枯萎了。村庄的消失，让这两株树也悄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祖父生前说，这两株樟树是先祖阿太种下的，他小时候就这般粗壮了，到底多大岁数也说不上来，只是笼统地说“有好几百年了”。上世纪90年代初，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进行摸排统计，测定有270多年。据说为了这两株树，让曾祖父这辈的兄弟间红了脸，有个阿太赌博输了钱后打起了树的歪主意，打算砍掉卖钱，本家其他兄弟不让，纠纷最后闹到祠堂里，宗祠出面折中收购了樟树，才得以保全下来。重修于1949年的杭县上四区良户井头《郑氏家谱》上有这样的记载：“祠旁樟树两株，由宗祠出资三十元向德照户拼定留养，禁止剪伐。违者依盗斫荫木律呈官究治并追偿拼赀及利息。”虽是收归宗祠门下，小孩子们询问起这樟树是谁家的，大人会一口气报出一长串名字“阿耀爹来福爹厥涛爹家的”，让他们一下子明白不过来。祖父辈三兄弟。因而，樟树的枯枝丫被风刮落，村里人看到会捎口信来，只有我们家族一门的人可以去捡拾。真应了那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民缺柴薪的日子里可谓是雪中送炭。

　　樟树下是一块菜竹园，约有半亩地大，三面篱笆圈住，一面临水渠，有一座三米多长、半米宽的青石板桥。村里人从小孩子起就有在这座所谓的桥上走一走的经历。这块石板在我们家造新屋时给抬回来了，用在门前道地上。我七岁时摔了一跤，后脑恰巧磕在石板上，起了一个肉疙瘩，让祖母心痛不已。后来父辈兄弟们成家立业，陆续建了新房，这块石板便做了墙的基石。

　　祖父还说，日本鬼子来的那一年，我推算应是1938年1月初的一个深夜，要过年了。他走上石板桥，抱着一个包袱，里面有结婚时穿过的丝绸夹袄和一些暂时用不上的衣物，掩埋在樟树根下，趁夜色渡过钱塘江，一家人几番辗转避难到金华。大祖父以打鱼为业，一次在萧山临浦的水陆码头遇到同村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家不能回，分外高兴，喝酒聊天时无意将埋有物品的事说漏了嘴，待局势有点平稳，祖父回到家乡再寻已不见踪影。

　　也就在祖父还在逃难路上的时候，一说是便衣军，又一说是一支抗日组织，在杭富公路金家岭路段伏击日本鬼子，缴获一匹高头大马，拴在樟树边的木桩上，还来不及转移，被随后赶来的日军发现，气急败坏的鬼子，一把火烧得只剩下半个良户庙和一个郑氏祠堂，从钱塘江南岸望去，史料上写有“黑烟如山，夜如白昼”之句。村后周边山光水赤，樟树的枝叶间成了无处安家的白鹭的家园。树高招风，一场狂风暴雨，雏鸟纷纷砸落到竹园里、水渠边，赤膊小鸟奄奄一息，白鹭飞旋盘桓多日，徒生伤悲。自此樟树上再也没有白鹭前来栖息停留。

　　樟树下发生过的多少往事如风如尘，如树下曾经生活过又远去的人，消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我在《杭州转塘事典》一书里，读到这两株树的记载，它们的编号分别是085和086。新近又在《转塘志》上读到这两株树，其实书出版之前，树已经不存在了。虽说书上记录跟实际状况有些出入，但对于小时候在树下嬉戏长大的我而言，它们仍生长在那个消失的村庄里，活在纸上。纸寿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