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家村

　　■程耀恺

　　某年，因某电视台播放京剧《三家村》，几乎淡出人们记忆的“三家村”，又被媒体作为话题端了出来。我当时曾写过一篇《江南二村：杏花村、三家村》的短文，算是凑凑热闹吧。不过“三家村”作为一个名词，我书房里1948年10月出版的《辞海》中，无此条目；始编于1908年的《辞源》，亦语焉不详；新版《辞海》虽增列此条，却只道“偏僻的小山村”也。

　　然而披览旧籍，“三家村”并不像辞书里那般寂寞，反是在文人的诗词、小说乃至文论中频频亮相。早在宋代，“三家村”就在苏轼诗中露面：“永谢十年旧，老死三家村。”（《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洺州》）；“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雪浪石》）。陆游的笔下，也有“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村饮示邻曲》）这样的诗句。这两位诗人取意甚近，三家村者，不过是个泛指。而此后小说家对“三家村”则垂青有加，比如《水浒传》就多次出现过关于“三家村”的话头，诸如：“你这三家村里使牛的，打什么要紧？”“他和我三家村时结生死之交。”三家村在《歧路灯》里，也闪现过两次：“是三家村暴发财主的败家子儿”“又不是那不看经书的三家村白肚子学生”。三家村入文论，大约稍迟。清代薛雪所著的《一瓢诗话》，在论述古人作诗到平淡处，令人吟咏不尽，而“今人作平淡诗，乃才短思涩，格卑调哑，无以风长，借之藏拙，如三家村里儿郎，见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与深沉寡默者，截然两途”。至于论述中的“三家村里儿郎”是何面孔，似乎不言而喻。

　　也就是说，在历代文人心目中，所谓“三家村”，无非就是穷乡僻壤里的无名远村、荒村、野村的代名词而已。但似乎也有例外，以鬼世界而展示人间相的清代小说《何典》，全书的故事情节，就是在阴山鬼谷中有个叫“三家村”的地方展开的。《何典》是别具一格的怪书，怪就怪在作者将“三家村”由人世，移到了鬼界。

　　然而，让“三家村”真正大扬其名的，还是上世纪60年代，那本由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由于这本书的缘故，“三家村”这个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在当时，足令国人谈“村”色变。作者含冤蒙诟，直到河清海晏，才大白于天下，三位作者中的邓拓，笔名马南邨，于是顺意将杂文集冠以“三家村”之名，并无具体指向或内涵。

　　至此，“三家村”一直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一个处所。

　　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杭州产的“三家村藕粉”，就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特产。据《杭州府志》载：“（藕粉）西湖所出为良，今出塘栖及艮山门外。”我于杭州、合肥之间，常来常往，某年初夏，没来由竟动了访踪觅迹之兴。清晨从西湖旁边的外东山弄出发，一路向北，穿过拱墅，花去一个多小时，方才进入临平区，在一个叫“三家村”的公交站下车，然后步行，迎着扑面的微风，一边寻觅，一边将自己融入宋代诗僧道潜“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的诗意中，终于找到挂着“三家村藕粉厂”牌子的厂家。之后，到村子里随意遛达，权作到此一游。询问当地老者，此地何时叫“三家村”的？答非所问，也就罢了。为了纪念第一次走进三家村，选好背景拍照之余，又买了四袋藕粉，才心满意足地返回西湖之畔的外东山弄。

　　据闻若干年前，有人在京城新开了一家“三家村酒店”，与晚些时候开张的“毛家菜馆”，端的是尽得其妙，偶烛施明。那家酒店的牌匾，是当时尚未谢世的廖沫沙先生手书，也算是由虚到实了。后来，学者李辉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深酌浅饮三家村》一文，洋洋洒洒，旧事新说罢了。在京城，我亲见“三家村酒店”门庭若市，显然，“三家村”也耐不住寂寞，终于从偏僻的小山村，跻身于名都大邑的滚滚红尘之中了。

　　愿乡下的三家村、城里的三家村、书中的三家村，各随其好，各尽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