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给杜月笙的四封信

　　□刘晓东

　　沈钧儒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杜月笙则是上海滩重量级的帮会大佬，看起来两人似乎不会有交集，但风云际会，因为“七君子事件”两人有了书信往来，沈钧儒等得以释放也有杜月笙的一分努力。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投入监狱，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在苏州狱中的沈钧儒先后于1937年5月25日、6月1日、6月9日、6月17日给杜月笙连续写了四封信，每封信虽均不长，但情真意切而又义正辞严，不愧为“君子”之言。

　　四封信主题比较明确，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方面内容。一是表达对杜月笙从中斡旋的感激。如1937年5月25日第一封信写到“先生等斡旋及照拂之盛情，无任铭感”“种种费神，不胜感激”，6月1日第二封“先生等主持正义，肝胆照人，素荷厚爱”，6月9日第三封“以先生等平素关爱之深，想决不厌其烦渎也”，6月17日第四封“顷如兼来苏，传达尊处所得消息，斡旋之劳，益增铭感”。二是明确提出爱国无罪。如第二封“钧儒等以和平奋斗之手段，为抗日救亡之呼吁，冤被羁押，迄今已六月……但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其永留于史册”“钧儒等秉爱国之热忱，竟被处害国之罪刑，闻之深滋悲痛”，第三封“钧儒等对本案态度，始终坚守不妨碍救国运动及不侮辱个人人格之原则，为救国无罪而努力，诚以个人受屈事小，国家前途及民族气节事大也”，第四封“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不得不誓死力争”，均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在事关国家救亡图存方面，沈钧儒不以个人安危为计，观点毫不含糊。三是提出事件解决方案。如第一封“窃钧等事之解决途径，不外乎法律程序与政治救济”，第三封“切盼先生等立即设法延迟判决，一面再为筹更妥之解决”，第四封“如蒙准予保释，趋赴庐山，必可剖陈一切，获得合理之根本解决”。四是希望杜月笙等从中积极斡旋。如第一封“先生等于钧等爱护备至，不能不层举所见以告，幸乞再加考虑，相机进言，至深盼祷”，第二封“惟望先生等详为审虑，策其万全，为之尽最后之努力，以尽平素爱护之意而已”，第三封“谅蒙鉴察，久未获示，深以为念”，第四封“先生等鼎力惠助至今，尚望将弟等坦白诚挚之意，向蒋委员长及各方详为解释，继续从中转圜为荷”。

　　沈钧儒给杜月笙的四封信都不长，但言简意赅，说事情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杜月笙对沈钧儒在信中提出的要求，也以实际行动给予回应，对于缓和事件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在沈钧儒给杜月笙写完四封信的次月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沈钧儒等“七君子”。沈钧儒等能够顺利摆脱牢狱之灾，虽然原因复杂，但杜月笙前期的从中努力斡旋应该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