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废奴了吗

　　□吴钩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大变迁：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而代之；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代之；庄园经济瓦解了，租佃制取而代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这也符合英国历史学家梅因的观察：“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在宋代之前，庄园制下的农民具有农奴性质，是依附于门阀世族的部曲，没有独立户籍，世世代代都为主家的奴仆，替主家耕种。唐律便一再强调“部曲谓私家所有”“部曲奴婢身系于主”。主家可以自由买卖部曲，就像买卖牛马一样。在法律上，部曲也属于“贱口”，不具备自由民的地位，部曲若跟良民斗殴，则部曲罪加一等。法律甚至规定良民之女不得嫁与部曲，若嫁之，则本是良民的妻子随丈夫沦为贱口。

　　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与庄园经济的解体，从前的部曲均被放免为自由民，一部分部曲可能获得了土地，一部分则成为地主的佃户。自由经济的租佃制开始全面代替庄园经济的部曲制。

　　在租佃制下，佃户毫无疑问已不同于部曲。首先，佃户属于自由民，具有跟其他编户齐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再是隋唐时代的所谓贱口——宋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贱口了。其次，佃户与地主之间，也只是构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而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宋朝的法律禁止地主在人身上束缚佃客，宋仁宗天圣年间的一条诏令说：“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果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意思是说，佃户在每年收割完毕之后，均可自由退佃，不须经过田主同意，如果田主阻挠退佃，佃户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为避免地主与佃户双方发生利益纠纷，宋政府要求租佃关系的确立需要订立契约：“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官司。”租佃契约通常要写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租佃期、田租率等等。宋代的田租率通常为50%，这当然不是政府强制规定的结果，而是租佃双方在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均衡价格。

　　除了契约上约定的义务，佃户有权拒绝地主的其他要求。在发生天灾、战乱的情况下，如果地主不对佃客进行存恤，法律还允许佃户违约，“徒乡易主，以就口食”，即使地主以违约为由将佃客告上法庭，州县也不给予受理。

　　许多富户、地主为了挽留佃客，“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因为“一失抚存，（佃客）明年必去而之他”。南宋士大夫袁采告诫家人要体恤佃客：“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赒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并不是说宋朝的地主都特别有同情心，这其实乃是租佃制的内在逻辑使然，苏轼说得很清楚：“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贷借种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必倍于今故也。”这也正好说明了，基于自由契约的制度，无疑更容易激发出人性中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