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院抄书桐叶雨

　　□李笙清

　　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将科举高中、踏入仕途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想要实现这一愿望，勤奋读书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正因如此，古人寒窗苦读不辞辛劳，学习方法千方百计，留下“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牛角挂书”等脍炙人口的读书励志故事。其实抄书，亦是古人丰富学识的一种另类的读书模式，历史上通过抄书来提升自己学问、素养的文人雅士不胜枚举。“捣蘖潢剡藤，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特别喜欢抄书，他的这首《抄书》，描述了自己日常借书、抄书的画面，并将抄书比作能让人返老还童的药方，道出了诗人抄书的心境与乐趣。

　　在印刷业十分落后的古代，人们所用的书籍很多都来自抄本，如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一生抄写的书籍达410多卷，这也为他众多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人抄书，并不是随意抄录，对版式的规范、字距、行距、书体等有着诸多要求。抄书的过程，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可以增强抄书者对书中内容、知识的理解和领悟，同时亦练习了书法。对那些一笔不苟、精益求精、看上去赏心悦目的抄本，历代藏书家们无不视若珍宝、精心珍藏，有的还当作书帖一样临摹，这也是古人流行抄书的魅力所在。

　　古人抄书成风，还留下许多佳话。明代文学家杨循吉喜爱读书、藏书，哪怕官至礼部主事，亦好学不倦，一听说某人家中有古籍异本，就赶紧想方设法买下来，购之不得则借来抄录缮写，并以之为快事，即使病中也不停歇，这点从他的一首《抄书》中就可见一斑：“沉疾已在躬，嗜书犹不废。每闻有奇籍，多方必图致。手录畏辛勤，数纸还投弃。贸人供所好，恒辍衣食费。往来绕案行，点画劳指视。成编亦艰难，把玩自珍贵……”

　　杨循吉提倡抄书，与他同为吴中著名文士和藏书家的朱存理、吴宽、阎起山、都穆等人皆以抄录图书为乐，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爱好抄书的文人圈子。清代文学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写道：“是时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朱存理）、吴原博（吴宽）、阎秀卿（阎起山）、都玄敬（都穆）辈皆手自抄录。”其中吴宽为书法大家，藏书以亲手抄本多见，其抄本多使用红印格抄写，然后以私印记之，抄书笔法绝伦，被近代学者叶德辉称为“自明以来，藏家最珍并争藏之本，首列吴抄”，他卓越的书法成就，看来与坚持不懈的抄书习惯有一些关系。

　　古人抄书，信奉的是一种对书的敬畏，一种虔诚学习的态度，是一种将抄读功能运用到极致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文化基础和个人修养。明末著名学者张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所读之书必手抄，抄一遍，然后烧掉抄本；读一遍，再抄一遍，如此反复抄读六七遍才罢，在明史上留下了“七录七焚”的佳话。清代诗人查慎行抄书成瘾，至老依然兴趣不减，到了一种“老夫抄书指生茧”的地步。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自幼接受嗣祖顾绍芾“著书不如抄书”的教导和影响，一生酷爱读书，更注重抄书之功。顾炎武曾自述：“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之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据他的弟子潘耒回忆：“（先生）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抄书。”可见其抄书的毅力与勤奋并不是一时的，而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大儒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日积月累的坚持，才能厚积薄发，天道酬勤。古人崇尚抄书，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方法，拥有一千余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十八条学规中，就有“读书必须过笔”之条，正是因为古人意识到抄书的重要性，才有那么多珍贵的古籍抄本被传承下来。

　　古人抄书有三益：易于记诵，校正讹误，练笔习字。在古代那种慢节奏的时光里，抄书既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人生的履历，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南朝梁诗人、藏书家王僧孺幼时家贫，常帮人抄书，每次抄完后，都能将所抄写的内容背诵无误。抄书，亦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北宋大文豪苏轼写过一首《觅俞俊笔》，在赞叹俞俊抄书书法工整的同时，发出了“虽是玉堂挥翰手，自怜白首尚抄书”的感叹。

　　抄书，作为读书的另一种形式，在如今这个流行无纸化办公的时代，早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每每想起清代学者朱彝尊“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的那种抄书志趣，心里就会泛起一些怀旧的思绪，对古人“深院抄书桐叶雨，曲栏联句藕花风”的抄书意境多了一层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