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的课外教育

　　■游宇明

　　提起“国师”，如今的人大抵有些茫然，其实它当年相当拉风。“国师”的全名为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诞生于湖南安化蓝田镇（现属涟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发现各种人才大量缺乏，对国家教育机制进行检讨，觉得以前对于师范教育不够重视，决定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五所综合性大学附设师范学院一所，另于内地择地独立建设一所，国立师范学院由此横空出世。有关人士对“国师”的成立非常重视，这从当时筹备委员会的阵营即可看出来。筹委会主任是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委员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等，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包括在内。

　　廖世承是杰出教育家，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1919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受命在湖南安化蓝田筹办“国师”，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延请了大批好老师：国文系有钱基博、马宗霍、骆鸿凯、宗子威、钟钟山等，教育系有孟宪承、黄子通、郭一岑、王士略、董渭川、刘佛年、钱频等，英文系有钱钟书、汪梧封等，数学系有李达、任孟闲、李新民等，公训系有袁公为、周世辅、刘修如等，史地系有皮名举、李剑农等，体育系有金兆钧、江良规等，音乐系有唐学咏、周崇淑等……这些老师不仅业务出类拔萃，人品也可风可歌，堪称一时之选。

　　良好的师资必然带来出类拔萃的教育。许国璋先生回忆钱钟书的教学：“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并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钱基博讲《昭明文选》，眼不看台下，一坐下来，助教将文房四宝打开，他便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边吟诵，边圈点。学生便跟着他吟诵、圈点，往往一堂课不讲一句话。在这种吟诵中，学生充分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国师”特别重视课外教育，器乐组、合唱团、剧团、诗社一应俱全，特别是白云诗社非常活跃。诗社于1940年秋季成立，社长都由教文学史、诗词课的教授担任，首任社长为张振镛，继任社长是宗子威。学生社员则做社里的秘书、会计。诗社经常组织活动，《秋深》《旭日》《秋兴》《读陶杜诗后有作》《五柏行》《初雪》《不寐》《立春》《春雨》等都曾是社里的诗题。学生做了诗，做老师的会认真点评。宗子威教授的学生曾仲珊有次写了一首诗，诗末有句：“雅致高情自难朽。”宗子威觉得“自难朽”不妥，让其修改。“国师”的学生反映，参加白云诗社的活动，一是加深了自己对家国的理解，二是极大地提高了写作水平。

　　有人觉得，大学老师管好上课50分钟即可，课堂之外属于学生的时间。对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一所好大学，当然得高度重视课堂教学，课堂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让学生出基本功的地方，同时，我们也绝不可忽视课外教育。原因很简单：老师在课堂教学的时间很短，需要顾及的学生又非常多，很难做到因材施教；课外教育高度自由，教什么、教多少无硬性规定，老师的心态更开放，也更能将自己之所长展示给学生，使师生之间产生灵魂深处的互动。只是课外教育是义务的，它必须立足于两个条件：一是老师心甘情愿付出；二是老师有闲暇去付出。一所学校像“国师”那样，看重老师的人格和学问引领，施给老师的工作压力适当，老师有一定的空闲，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课外教育；老是把老师当成完成某个短期任务的工具，单纯以课题、论文的数量考核老师，把它们与职称、待遇挂钩，老师的闲暇就会被剥夺，他们对课堂之外的教育就不会有走近的心情。

　　“国师”已远，“国师”的教育理念却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