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改“让”

　　□陈思炳

　　尚可喜清代藩王。顺治六年，身经百战的尚可喜凭借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获封“平南王”。皇上赐金印金册。而皇太后还特别恩赐一件熏貂领花绸锦袍。何意？因尚可喜的优秀离不开母亲的养育和教诲呀！殊不知，这下可难为了尚可喜，因他有两位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这件锦袍给谁呢？一件好事，却成了烫手山芋。

　　果然，两位母亲听到风声都找上门来。生母说：“我亲生的儿子，这锦袍得归我。”养母说：“我养大的儿子，这锦袍不归我归谁？”谁也不甘示弱，吵得不可开交。尚可喜左右为难，思来想去，既然一件锦袍不好分，还不如退回去，谁也别得。于是据实上奏，说自己有两位母亲，生母、养母对皇太后恩赐的锦袍争执不下，都想要，又不好给谁，只好送还。这时有幕僚看了，认为两位母亲为一件锦袍争执不下，说出去有损颜面，于是将“争执不下”改为“礼让不迭”。尚可喜认为这样改也好，便依改动的奏章报了上去。皇太后看过奏章后，叹曰：“两位母亲如此贤德，难怪尚可喜能出人头地。”随之又赐了一件同样的锦袍。

　　“争”改“让”，这一改解决了尚可喜的难题，两个母亲皆大欢喜。这份奏章之改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生之路难免遇到很多“争”的难题不好解决，如果改成了“让”，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历史上桐城“六尺巷的故事”便是妇孺皆知的由“争”改“让”的典型范例，无需赘述。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当时作为具体负责全军评衔工作的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带头“让衔”，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他以前担任过兵团政委，正兵团级，又现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时，他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当上面研究后没有同意时，他又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要求低授。最后军委接受了他的请求，授予他中将军衔。他是全军唯一一名正兵团级干部未授予上将军衔的人。他这种“让衔”的高尚情操，在军队中影响很大，传为佳话，引为楷模，让一些“争衔”的干部脸红，全军授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其实，尚可喜两位母亲“争”的不在“袍”的价值，以尚府的富有，什么样的袍买不起？而在赠“袍”人的高贵，为的是“太后赠袍”这个“名”。人生面临最多的考验是“名、利、位”，许多人因经不起考验而失败。有的人追名逐利，有的人争名夺利，有的人因名利铤而走险，有的人因名利亲人相残，有的人因名利朋友反目，有的人因名利身陷囹圄；有的人为争名，骗取荣誉桂冠；有的人为争利贪污受贿；有的人为争位，同室操戈。结果是权钱争到手了，幸福不见了；名声争到手了，快乐不见了；非分的东西争到手了，心安不见了，可谓得不偿失。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涓涓细流不贪恋壮丽的大山，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河大江大海，滋润万物却从不与万物争名夺利。不争，乃人生至境，正如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中写的那样：“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不争是一种心胸旷远、博大。人生路上，如果能将“名利位”看淡些、超脱些，多将“争”改成“让”，也许人生旅途上又是另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