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商的宋朝

　　□吴钩

　　宋代是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宋朝官员“不耻商贾，与民争利”，违禁经商。王安石发现：“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差不多同时代的蔡襄说：“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

　　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开设当铺、放贷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陆游虽觉得“鄙恶”，但在南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女性经商也不少见。庄绰的《鸡肋编》记录了一个开茶坊的少妇：“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旁与人笑语，不为羞。”放在今日，一定是网络上热传的“茶坊西施”。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本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其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

　　在闽南，女人经商更是寻常，一位诗人写道：“女不专桑柘。内外悉如男，遇合多自嫁。云山恣歌谣，汤池任腾藉。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吾闽自如此，他方我何暇。”宋朝政府还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作“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女栏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安徽南陵县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僦为贾久矣”。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