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塘融光笛声长

　　□丁兵康

　　一

　　融光桥就是老柯桥人口中的“大桥”。远远望去，这座藤蔓飘飘、伟岸轩峻的石拱大桥，宛如一位气度非凡的美髯公。融光桥之名与一座寺院有关。明朝以前，该桥的西南侧曾有接待各地云游僧人的“柯桥接待院”，后改为“灵秘院”，明正统十二年（1447）赐额“融光寺”。时“侍郞王祐请敕大内，适日光映御袖，赐名‘融光’”。三四十年后，“成化间复建桥，为‘融光桥’，更以寺名也”（孙伟良《话说融光寺》）。相比“大桥”，“融光桥”是不是更有料更有味？但若以桥的体量和重要性而论，则“大桥”好像更直接明了些。

　　“大桥”在老柯桥究竟有多重要？只要踩着石级走到桥上，前后左右一转悠就知道。“大桥”横跨萧绍运河，联通了老柯桥的南、北两大片街市。桥南大片街市的尽头处，往下穿越104国道，通往柯岩的上市头；桥北直通管墅、华舍的下市头。桥的南侧圆拱内是穿拱而过的官塘。桥的东首，南岸是东官塘上岸，北岸是东官塘下岸；桥西首的南岸和北岸，分别是西官塘上岸、下岸。上市头和下市头，东、西官塘的上、下两岸，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民居。站在桥上，看得见各式瓦房和运河边骑廊内的巷弄、台门。东官塘下岸的尽头处是纪念蔡邕的古柯亭，西官塘上岸的尽头处，是同样横跨运河并有官塘穿拱而过的太平桥以及纪念阮籍、阮咸叔侄的阮社。如此看来，融光桥是不折不扣地处于水路要津、商道核心，雄踞在老柯桥的C位。

　　“大桥”之“大”，则是与它近旁的两座桥比较而言的。融光桥与当时的融光寺之间隔着一条柯水。从南面柯岩方向下来的柯水，在融光桥西侧与萧绍运河呈十字形交汇，上面有两座体量较小的桥：南首的那座是联接古镇西南片的“柯桥”，其最初建桥年代要比融光桥早好几百年；北首是建于清代、联接西北片的永丰桥。这两座桥在柯水之上南北对视、旦暮守望，东边运河之上的融光桥则与它们共浴晨曦落霞、共听江流风吟。三桥之上过客匆匆、轻尘飘舞，三桥之下棹楫穿梭、云水激荡，细雨湿流光，花开花又落，这“三桥四水”不知见闻了多少人间悲喜！

　　二

　　融光桥下那条穿拱而过的官塘，即是柯桥一带的古纤道。古纤道是唐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孟简主持疏浚运河时增修的一条土堤，至15世纪末的明弘治年间重修时改为石砌塘堤，此后历经数次大的整修，才有了今日这般模样。塘堤或傍岸而筑，或临水而建；或从河床垒砌而上，或遇村头河口架桥，全长50余里，每一次的修缮都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修筑塘堤的目的，既为水利防洪，更为行舟背纤。而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眼里，这“白玉长堤”，这“长虹卧波”，还有纤夫和艄公的号子，两岸的千重稻浪，烟雨迷濛里依稀可见的楼台，都是江南水乡绝妙的风景。人生只合江南老，一律氤氲入诗囊。

　　为什么古纤道在柯桥一带被称为官塘？这与该处塘路的特殊地位有关。柯桥自东汉以来即设有亭、驿、馆、署等官方机构，宋、元以后人气、商气日盛，这主要还是依托了水运之便，家住镜湖三山的陆游就常常“捩舵柯桥”；明、清以后，随着运河塘堤的不断整修，更利舟楫往来、物资集散，如此，纤道的作用益增。“官塘”之称在清《嘉庆山阴县志》中即已出现：乾隆二十一年（1756），“详请白洋（今安昌）巡检移驻柯桥”，在“柯桥西官塘”设巡检署。而柯桥官塘的高光时刻，自然是康、乾两帝的“翠华临幸”。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帝第二次南巡时途经柯桥，在东官塘下岸的永丰坝旁“御驾亲临放生”。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帝在赴会稽祭禹途中，御舟抵临古柯亭，在柯桥游历、寻访，运河及官塘之上桅樯林立、冠盖如云。随后，弘历帝作《题柯亭》诗一首。诗写得并不太好，但凭着诗中对蔡邕和柯亭笛的不吝褒扬，柯桥人就该记着它！

　　三

　　柯桥曾称笛里。柯桥与东汉末年的文化大匠蔡邕的缘份，始于他的避难江南、夜宿柯亭之观、取椽竹为笛而其声独绝果有异响。此后，蔡邕和他的柯亭笛便一直活着、风雅着，笛声悠扬，文脉流长。

　　三国时的高士、山东人管宁曾因仰慕蔡邕来到柯桥，筑室而居，留下不少佳话。时任魏国司空、太尉的华歆因欣赏管宁的才德而特地寻来，劝他入朝为官，并愿将太尉一职让给他，但一时无法说服，便也就近筑室而居。对一个相知老友的期许，竟如此执着、如此深情！后人遂将两人的住地分别称为管墅、华舍。

　　东晋大将桓伊善吹笛，“有柯亭笛，常自吹之”，其妻乃蔡邕之女文姬的后裔。王徽之（王羲之五子）久仰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而素未谋面，闻桓路过，即请一奏。时为朝廷重臣的桓伊马上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子猷与子野，一个率性不羁，一个潇洒自如，一次默契无痕的神交！

　　西官塘上岸太平桥附近的荫毓桥上，石拱圈的两壁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一声渔笛忆中郞，几处村酤祭两阮。”从近处官塘的整修时间推断，这个字迹模糊但词义清晰的联语大约出于清光绪年间；而从内容和场景来看，这副妙对更是传达了柯桥人对蔡、阮等文化名士的情感认同和敬仰，其精神内核触及到了柯桥文化的根与魂，柯亭笛的传奇、官塘边古柯亭的修建以及阮社、管墅、华舍的命名等，都可视为同类。在这运河之滨、官塘之侧，蔡邕的柯亭笛吹奏出水乡渔歌，并与两阮的竹林村酒相映交融，令人身心俱醉；而这“忆”与“祭”中，仿佛还留存着蔡邕、阮籍等愤世伤时的怨叹和遗世独立的风骨。当年，蔡邕那声如裂帛的笛鸣与阮籍穿山破谷的长啸，是否在此形成了共鸣与合奏？汉末风雅与魏晋风度是否早已魂系江南、瓜瓞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