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书能行世，未尝及酬也

　　□周维强

　　著述人以著述发表获取稿费，犹如工人以做工得到报酬，是维系现代社会运转的一项天经地义之事。稿酬标准以及相关联诸事的变化，未尝不是具有折射某些社会历史的意味。比如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的稿费故事。

　　一

　　邓之诚公开出版的日记中，他的《东京梦华录注》计酬始末，可能是里面记载比较完整详细的一桩事。先从这一件旧事说起。

　　邓之诚注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初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利器之约，1955年1月10日日记：“朱宝昌点勘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毕事，入城往文学出版社交稿。下午归……并代催《亭林诗笺》及《东京梦华录注》，已列为今年印行之书。”朱宝昌，燕京大学专修西方哲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1955年3月18日日记：“高名凯两来，言：师大黄药眠有信来，决定聘朱宝昌任教，约明日往谈……”朱宝昌遂任教北师大中文系。同年1月13日日记：“得王利器书，邀为顾诗（即顾亭林诗）及《东京梦华录》注……”3月29日：“致书王利器，并以《梦华录》示之……”4月21日日记：“人民古籍出版社送回《东京梦华录》。”7月9日：“文学古籍刊行社来书，不需要《东京梦华录》校注矣。”文学古籍刊行社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用过的副牌。

　　到了1956年有了转机，11月8日：“陈梦家介绍商务印书馆编辑赵守俨来，索稿子，以《滇语》及《云（自）在龛笔记》示之，不愿也，而欲得我《松堪小记》及《东京梦华录注》，皆未完，奈何？……”《滇语》系邓之诚先生的著作，《云自在龛笔记》是已故藏书家、校勘学家缪荃孙的遗稿。12月13日：“徐苹芳代商务以《滇语》稿子见还，此书人物中颇有抑扬，又文字摹六朝，去今太远，故书估望而却步。云：欲速印《东京梦华录注》，催令速成。此岂旦夕所能蒇事哉！”徐苹芳是邓之诚在燕京大学时的弟子，此时已到北大。12月20日邓之诚日记记录：“午睡起，徐苹芳来，言：商务允予《云自在龛笔记》，千字酬十二元，只酬一次，《东京梦华录注》，不论字，共酬八百元。皆诺之。”《云自在龛笔记》，即《云自在龛随笔》，这部随笔4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5月初版1500册，这儿不展开说。《东京梦华录注》则是邓之诚自己的作品。《东京梦华录注》至此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去处。

　　1957年9月17日日记记录：“得商务书（信），催《东京梦华录注》交稿……”9月18日、23日、24日，10月24日、25日、27日、29日、30日，11月23日、25日、27日、29日，12月5日、6日的日记，都有关于《东京梦华录注》校注、编排、整理的记录。这些记录略可窥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的全神贯注和耗费心力。其中11月29日云：“点稿八十余页，从《梦粱录》证得《梦华录》‘发谭子’为‘发诨子’之讹，不禁狂喜。”可以想见邓之诚著述获得发现时的神情状态。12月10日记录：“以《梦华录注》稿寄商务，如释重负……”书稿交商务印书馆，进入编辑环节。1958年1月29日日记：“商务来信，就《梦华录注》稿，有所商榷，即随事答之。”2月22日：“商务来书，《梦华录注》已付印，半年后，或可望出版也。”这件事到此应该算是可以了结了。

　　二

　　但平地起了波澜。

　　1958年3月3日日记：“徐苹芳来，饭后去，云：《东京梦华录注》增多十万字，商务只酬五百，盖以为随手抄撮也，无可理说。”《东京梦华录》孟元老原著3万来字，邓之诚注解增多10万字，现在商务说“只酬五百”——这到底是商务将原定的800元减为500元，还是邓之诚以为增多的10万字还得再添加500元，这儿语焉不详。如果能够查看得到商务印书馆存档的原始出版合同或往来通信记录，这个疑问应该可以解除。但从记录的口信里看，商务从800元减为500元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令邓之诚最感恼火的是，还以为他的注是“随手抄撮”。邓之诚很愤怒，“即作书并还预支稿费二百元，抄书费十三元七角，索回原稿。信件交苹芳携去”（3月3日日记）。

　　商务印书馆先是同意退稿，后来又说“暂不退稿”（3月7日日记）。邓之诚坚持退稿，3月10日商务把原稿交还，但又“唯谓不宜以畀他人”（3月10日日记）。3月29日日记：“得商务书，《东京梦华录注》出版解约。”邓之诚拟稿子交周绍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周绍良供职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能商务得到这个消息，就托周绍良来挽回，4月6日日记：“下午，周绍良来，言：商务欲印行《东京梦华录注》，托彼来疏通，二三日后，商务即有人来商洽……”4月17日日记：“徐苹芳来信，劝以《梦华录注》仍交商务，二弟亦同此意。”徐苹芳来信，估计也是受商务所托。二弟，即邓之诚的二弟邓之纲，他通情达理，也是有识见的人，邓之诚也因此能够常听其劝。4月18日日记：“晨，赵守俨来，言：加稿费二百。笑谢之，嘱其按字给酬，旁点加一，由彼定每千字若干元……渠云商定后，来一信。饱食油炒饭而去。”4月24日日记：“商务来信，允稿费千字十元。不欲与争，即允之，寄原稿去。”5月6日日记：“商务寄千二百来……”没有说明这笔费用，按照前述商务千字十元的约定，这“千二百”应该就是《东京梦华录注》的稿费了。

　　从上述结果来看，商务印务馆应该还是蛮客气的，对之诚先生及其著述也还是很尊重的。邓之诚的认定是，这件事不是稿费的多寡，“只求公道，并无奢望”（见4月18日日记）。

　　邓之诚的坚持，商务有了表示，这事大约就这样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

　　三

　　“只求公道，并无奢望”固然是邓之诚向商务议价的主要缘由，但也还是有其他的因素，比如生活开支的需要。日记里这样的记载也不少，比如50年代初的几年，日记里多有出卖自己藏书的记载，这可以举出如下的例子：1953年6月3日：“以藏书五十二种、三百册，卖与民族学院，价一百九十万，今日交割，并扣前预借百万。”几天后6月7日日记：“王剑英来……又云，出版局金灿然甚关心予之生活，以卖书为可惜。”王剑英是邓之诚燕京大学教过的学生，当时供职人民教育出版社。金灿然当时应该在出版总署编审局任职，30年代上半期就学北大历史系，也是受业过邓之诚的。邓之诚自己也直接说过自己“生活窘”（1953年11月21日日记），之诚先生日记说这一天是“予六十七岁生日也”。

　　邓之诚日记里的稿费数目的记录，也会说及自己生活之所迫。这也有数例可举：1955年5月1日：“三联（书店）送来《（骨董）琐记》尾数四百元，盖知我贫也，厚意可感。”此时币制已作改革，此处所记的400元稿费，当值1955年2月币制改革前的旧币400万元了。既求公道，复迫于生计，所以邓之诚对稿费也就看得重了。5月23日：“致王剑英，言中华稿费。”6月21日：“王剑英来，言中华稿费仍定九元，笑允之。”中华，即中华书局，稿费“九元”，即千字9元。7月1日：“中华（书局）寄来合同，稿费九元，上册七月底交稿，下册十一月底交稿，即签字寄回。”这应该是《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的出版合同。6月11日：“三联寄来合同，千有八元而已，即签字寄去。”千字八元稿费，大概之诚先生也觉得这出版社都是国家所控制了，稿费也就成了“国家意志”，个人拗不过，故接着写道：“此等事在今日不可争，争亦无益。”三联的这份合同应该是为出版《桑园读书记》而签。8月25日：“得三联（书店）汇补《琐记》稿费七百七十，出于意外。”《琐记》即《骨董琐记》。三联对之诚先生也是蛮客气的。12月9日：“三联补《读书记》稿费尾数一百四十二元……”《读书记》即《桑园读书记》。

　　1958年国家调整稿酬标准。7月，文化部颁发《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10月10日，文化部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这份文件明白地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邓之诚9月27日日记：“得中华二十六日书：言稿酬偏高，现不退回，亦不重算，就此清结。”12月14日：“中华书局寄来新订稿酬，名为较前减半，而编选、辑录、集解、订补，每千字三角至三元，似尚不敷钞费耳！”可以想见之诚先生见到这份新稿酬标准时的懊恼。这时二弟在旁劝慰：“昔人遇有力者为之刻书，引为至幸，但求书能行世，未尝及酬也。”以个人欲与“国家意志”抗衡，实不可能，之诚先生也是感到无可奈何。这时听了二弟之纲的这番话，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日记里记了下来，接着说：“闻此妙解，如沃冰雪。”之诚先生的懊恼，涣然冰释。邓之纲先生的话，放在古代，确乎如此，彼时出版行业尚未商业化；但到了50年代，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只是迫于此情此景，个人也是难有能力和国立出版机构议价了。之纲先生的宽解，给了之诚先生以“如沃冰雪”的醒悟。揣摩之纲先生的“但求书能行世，未尝及酬也”，应该不是不要稿酬的意思，而是不首先以稿酬高低为意。

　　邓之诚先生出于寻求公道，也迫于生活，多有和出版机构议价的行为。但他到底也还是一个学人，首先还是以能够把自己的心得发表为第一高兴之事。1959年2月6日日记：“商务印书馆寄来代购《东京梦华录注》二十册，此书遂得行世。幸去夏即已复印，若迟至秋间，决无出版希望矣！可谓幸运。”更早时候，几年前，1956年10月16日日记有云：“下午，中华宋茂华来签立出版合同，交稿酬五千，云：明年第一季出，且将再印前四册。”这是《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的稿费了。前四册则是民国时已出的《中华二千年史》。之诚先生接着写道：“此书（即明清史部分）费时二年有余，竟有成日，亦寂寞中差强人意之一事，得酬多寡所不计矣。”这真是书生本色毕现了。这一天之诚先生很高兴，日记里还有这样的记录：“晚为王钟翰题字，灯下尚能作蝇头细字，甚自豪也。”

　　四

　　回到本文前头说及的《东京梦华录》，邓之诚当年注释这部书得“千二百”稿费，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之诚先生1958年3月17日日记有云：“同舍（聂崇岐）来言：将以明年迁居城内，正议买予昔年所居后撒袋胡同之居（即后撒袋胡同一号），索价五千二百金。”聂崇岐，宋史学家、目录学家。后撒袋胡同在北京西城区，今已消失在金融街里了。不详邓之诚所居，但照常理推测，应该是一个四合院了。“五千二百金”在1958年可购一个四合院，则“千二百”相当于这个四合院房价的五分之一，这稿费也是很可观了。中华书局2020年7月出版了杨春俏译注的《东京梦华录》，为全本全注全译，合计四五十万字，不知译注者所得稿费够不够今日北京西城区一个四合院（即使是一个小四合院）的五分之一房价？

　　邓之诚，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887年11月29日）生，卒于1960年1月6日。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先后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桑园读书记》等。任教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等校，门人弟子号称三千，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北师大）、王重民（北师大）、朱士嘉（燕京）、谭其骧（燕京）、王钟翰（燕京）等。与中国近世学人有广泛交谊的日本学人桥川时雄，称邓之诚史学尤其是至难的通史研究，《中华二千年史》为“压卷之名著”，对于历代史事研究特别是明清政治制度掌故等造诣为他人所不及，“又给青年学生以亲切指导，其门下聚集了一批英年学者”，信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