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立春过后如何开工

　　□刘中才

　　正月初七人日节过后，苏州拙政园外的稻田里便传来阵阵夯歌声。彼时，乡民们唱着“春打六九头，耕牛满地走”的民谣，将浸过腊酒的犁铧擦得锃亮。这是明代书画家沈周在《客座新闻》中对古人年后开工的形象描述。传承千年的开工仪式就此拉开序幕，它不仅蕴含着中国人对天时的敬畏、对土地的眷恋，更折射出农耕文明特有的时间智慧。

　　从典籍中可见，古人关于年后开工的生活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立春之日，天子亲帅（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汉代郑玄注解说，此举意在“示民农时不可失”。唐代长安城专设“春倌”一职，其职责为“掌春时劝耕”。每逢正月十六，春倌会手持彩杖击打土牛，谓之“鞭春”。其间百姓互相争抢牛腹中流出的五谷，以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盈仓。迨至北宋，鞭春习俗广为流行，《东京梦华录》描述都城开封鞭春的盛况时说：“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由此可见，这种将农事仪式转化为全民庆典的智慧，诠释了古人对生产活动与生活节律的敬畏之心。

　　江南水乡的开工则更具诗情画意。南宋范成大在《腊月村田乐府》中记载，苏州的农户正月开工事先举行“烧田财”仪式。一般是将田间杂草堆成宝塔状进行焚烧，此举既能除去虫害又可得到草木灰用来肥田。明刻本的《吴县志》还载有“试犁”的习俗。下地的老农在初八当日牵牛扶犁，耕三垄地，取“三阳开泰”之意。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实则是古人调节生产节奏的心理机制，带有浓厚的祈福色彩。正如《齐民要术》所言：“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对于商家来说，年后开工乃首要大事。唐代长安西街的商铺初五开市当天，要在门楣悬挂“利市仙官”画像。敦煌文书《诸杂篇》记载，商户用柏枝蘸酒洒扫柜台，念诵“左招千里财，右迎万里宝”的祝词。宋代《梦粱录》描绘行在临安商铺开张时说：“诸行百市早辰方开门，五更钟鸣，趁卖早市者起造饭食。”彼时，药铺要焚苍术，布庄要展新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行业特有的开工仪式，实则构建起商业社会颇为广泛的信用体系。

　　工匠群体的开工讲究更多。明代《天工开物》记载，景德镇瓷窑正月初八祭窑神童宾，窑工将新制的“利市盏”供奉于神龛。苏州玉雕作坊要举行“开眼”仪式，用朱砂为工具点睛。清代《扬州画舫录》描述盐商正月十六“开秤”，并在盐船桅杆上系一条红绸，船头置斗米斗盐，取“称心如意”之意。

　　文人雅士的“开工”则别具风雅。苏轼有诗云“破瓶煮水自煎茶”，此言一语道出士人年后闭门校书的生活常态。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记载，书房“开笔”需择吉日，用松烟墨写“元亨利贞”四字。清代美食大家袁枚正月里总要重排书斋，将砚台移至东南角“文昌位”，这些细节投射出传统知识分子古朴典雅的精神风貌。

　　古代生产力低下，农业是生活之本。因此，开工农具的修造是开春要务。元代的王祯在《农书》中详述正月整修农具之法：“斧斤淬火宜柔，耒耜接榫用鱼胶。”河南内黄县农民至今还保留着“润犁”的传统，一般是用猪油养护犁具木柄。江苏启东的渔民在正月二十“试桅”，将新帆升起三寸即降，谓之“三起三落”。

　　学堂开课更是新春盛事。南宋《都城纪胜》记载，临安蒙馆“正月十八启馆，生徒携芹菜、青葱拜师，取勤学聪明之意”。清代北京的国子监要举行“开讲”仪式，祭酒率诸生向至圣先师行四拜礼。康熙年间徽州文书显示，乡塾正月束脩要加送“开笔封”，红纸内包桂圆、红枣，喻“早中三元”。

　　千年时光流转，古人年后开工的种种场景，早已化作文明基因融入民族血脉的现实基础。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明代《春耕图》上扶犁的老农，在古籍中读到“烧田财”的记载，触摸到的不仅是逝去的生活图景，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是那些顺应天时的智慧、敬畏自然的谦卑和勤勉不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