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拆除了阶级门槛吗

　　□吴钩

　　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阶级区分远不及唐代以前那样严格、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相近。”门阀政治的解体，科举制的全面展开，为平民的向上晋升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我想先说一个故事：北宋研究毛诗的大学者张雍，原本是河朔的农家子弟，因家乡出现战乱，“犬戎入寇，尽室焉虏”，只好逃亡他乡，沦为乞丐，“孑然无衣”“怀无百钱”，在洛阳街头靠讨饭为生。这样一个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有什么盼头？国家能向他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吗？答案是，能。北宋开宝六年（973），乞丐张雍科考及第，后官至礼部、户部、兵部三部侍郎，尚书右丞。宋代的科举制创造了一个政治开放的时代。

　　必须承认，宋代的科举制度，比隋唐时更有开放性。宋人说，“糊名（宋朝为防科考作弊，创设糊名制，即将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道释之流还俗赴举”“工商之子亦登仕途”。宋代也更注意保障平民的上升机会，认为“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我们看唐人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而宋朝士子则相信“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宋朝社会纵向流动的丰富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庄园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达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使得所有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贫者可致富，富者也可能一夜之间沦为贫民。如“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而“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指代富商），暮为黔娄（指代贫民）者”。社会呈现出“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的上下流动之态。

　　佃客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成为田主。“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但佃户有机会积累财富，只要“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有一些佃户，“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阶级之间只有财富的门槛，而无身份的永隔，“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士农工商四民之间，也不再存在森严的壁垒，“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清·沈垚《落帆楼文集》）

　　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急剧流动，宋人其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当时有士大夫忍不住感叹：“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贱者贵，皆交相为盛衰矣。”（宋·袁毂《多福院记》）南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的总结更为深刻：“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即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认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乃公允之说。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宋朝已在迈向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