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较真

　　□霍无非

　　读过若干描写作家轶事的文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精益求精，永无止境，断不了较真“抬杠”的促成，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著名作家、编辑吴泰昌先生在《走进叶圣陶家大院》一文，讲述了叶老与众作家的交往和友谊，重笔浓墨回顾叶老与他的书信往来，还原了这位性情平和的老人严谨较真的一面。

　　1976年秋，叶老收到一本文学杂志，他看得仔细，大处着眼，小处不漏，发现目录列示的诗、词混淆，个别作品未与其他作品一样标注体裁，出现题下括弧内注明诗，又另标词牌的矛盾做法（实际是词作），使得这一期杂志出了质量问题。叶老致信吴泰昌，毫不含糊地指出：“现在看报上文章，听人口头说话，我从而知道有些人已经不分‘诗’和‘词’了……”这些失误，并非吴泰昌所为，也许是某些原因，编校审人员粗疏了。叶老对枝节瑕疵的明察秋毫，着实让吴泰昌钦佩。

　　叶老有句口头禅：“要想到别人。”这个“别人”指的是编辑、排字工人乃至广大读者。早年，他辅导三个子女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作文，要求文从字顺，不可草率，也作为自己著书育人的座右铭。一次，叶老写了篇稿子给吴泰昌，稿寄出，叶老旋即又致信：“拙稿匆促送上，经重新斟酌，有好几个字需要改动。因此，待排样送到时，务希交下，容我自己校必。不胜盼祷……”无疑，叶老这一次改动又是较真的，把江南人的精致细腻，对读者负责的责任感，反复推敲、提炼的职业习惯，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巴人：“开卷有益”》中，吴泰昌用白描笔法，简洁明快地推介了另一位名作家、出版家的较真往事。1958年，巴人（王任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位上，与来社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吴泰昌等人一起挑灯夜战，集体编撰向国庆献礼的《中国文学史》。审阅时，巴老以职业的敏感较真了，要求这些大学生转引文句须核对原书，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这一核对，果然发现了问题，其中“有他指出的，也有他未及指出的”，这一下给大家注入勘误的动力。后生可畏，吴泰昌又从巴老签发的文稿引文查出差错，竟天真地向这位领导“表功”。对此，巴老不觉尴尬，爽快地说：“对，书就是要这么读，我也常有受骗的时候。”这位“老小孩”似的总编辑，不惜屈尊，鼓励晚辈大胆纠错，没有豁达大度的心态，是做不到的。

　　勇于否定自己，对不满意的作品改弦易辙，乃至推倒重来，是一些作家自认义不容辞的担当，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汪曾祺根据酝酿已久的乡情人物，写了一篇反映家乡平民谨小慎微谋生计的短篇小说《异秉》，发表在1948年3月第2卷第10期《文学杂志》上。

　　32年后的1980年，解放思想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处在第三次创作阶段的汪老感到这篇旧作的不足，决定重写《异秉》，这无疑是和自己较劲儿。由于旧作遗失，一切得重来。好个汪老，成竹在胸，下笔如有神助，稿子很快杀青，几经辗转，次年在首期《雨花》文学月刊上登了。用汪老的话说：“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新旧两篇同名小说，反差是明显的，否定之后的肯定，迸发了他旧事新写的思想火花，直接催生了《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

　　以小说、电视剧两栖进入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的作者李娟，也有类似经历。她说：“写作是很艰难的，我一边写一边否定自己，在痛快地表达后，我会再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去看待它，这时就需要不断修改，不断思考。”她的修改不全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也有涅槃重生的大动作。一次外出，她不慎将心血熬成的整本书稿遗失，并没有情绪低迷，或者就此作罢，而是选择重写。显然，第二稿比第一稿提升了不少。

　　“读书破万卷”的作家，大多拥有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追求执着、严谨做事等秉性，有时免不了固执一些，不易通融，在某些人看来，是“一根筋”。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正是他们的长处。有了这股子较真的“拗”劲，好作品才会层出不穷，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应了曹雪芹写在《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样的较真，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