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依法治国”

　　□吴钩

　　今人囿于偏见，多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尚“人治”，不过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称他们“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代的统治者有着自觉的法治意识，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所以太祖立国，“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之后列朝修订法律，到仁宗朝时，已是“法严令具，无所不有”。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如此周密的立法，甚至产生了副作用，“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

　　尽管“任法”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宋人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毕竟要比“人治”更优良。用陈亮的话来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虽然）不足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今日许多人不也认为，西方社会正是以“人性自私”为预设，从“防恶”的初衷出发，才发展出一套法治制度的吗？

　　陈亮相信，法治已是大势所趋，而人治不可恢复：“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因为，“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一旦患贤智之不得以展布四体，而思不恃法以为治，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而其忧反甚于今日也”。

　　如果仅仅是崇尚法制、法条严密，那还不能说是“法治”，法治的要旨在于权力（包括皇权）也要接受法的约束，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宋人有一个法制观念：“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代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这才是法治的精义。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跟前：“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其实宋太宗也曾经想庇护犯法的亲信，只是受大臣抗议，只得作罢——话说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恣横无复畏惮”，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最后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

　　法家也讲究任法，但法家认为君主是绝对的立法者，如汉代酷吏杜周干脆宣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什么是法律，由皇帝说了算。宋朝的士大夫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在陈亮看来，人间法之上，还有自然法（天）。立法即是则天，执法则是奉天：“礼者，天则也……夫赏、天命，罚、天讨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绝于天。”显然，天高于皇权，天子应当服从于天，换言之，即服从于则天的礼法。这便是宋代儒家的法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