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官制

　　□吴钩

　　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中国很早就告别了封闭的贵族统治，建立了一套开放的文官制度。文官制的核心就是权力运行的理性化，官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地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显然，对于皇权来说，文官制起到了束缚的作用。

　　因此，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在文官编制之外，另行成立一个非正式的班子来执行皇权，借以架空文官机构的权力。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内朝”预政，权力的运行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化，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宋人的国家治理思路，可以用两位文官上奏给皇帝的意见来概括：一、北宋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二、南宋洪咨夔跟理宗说：“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言之，宋朝文官集团清醒地认识到宦官、女谒、外戚这些非理性势力的破坏性，要求公权力在文官制框架下行使（政出中书）。

　　宋朝不立“内朝”，对宦官、女谒、外戚这三类最容易借皇帝之势破坏文官制的“皇室身边人”的防范甚严。对待外戚，宋室一方面“养之以丰禄高爵”，另一方面又“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所以两宋也没有出现招权擅事的外戚集团。

　　宋人对宦官势力的遏制也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也就是说，宋朝的法度与文官制，是有力量节制宦官势力非理性生长的。

　　最后来看看宋代对后妃权力的约束。宋代多次出现过太后“垂帘听政”，但从总体上判断，垂帘的太后都谈不上专权、乱政，反倒留下了贤名，宋孝宗就曾夸耀说：“本朝后妃却是多贤。”不过宋朝后妃临朝而不擅权，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她们“多贤”，而是因为后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代行皇权，更不可能侵夺宰相、百官之权，宋政府基本上还是按照“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原则运转。而且，一旦女主出现权力膨胀的苗头，还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宋代在先后出现多位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下，居然做到无女主祸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代权力运行的理性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