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癖之人

　　■陶琦

　　多年前读张岱的《陶庵梦忆》，对里面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很不理解，觉得太武断了。我就是没什么癖好的人，不沾烟酒不赌博，不种花草不钓鱼，不玩游戏不打牌下棋，对任何事情都不过分眷恋乃至成瘾，难道这就说明我是一个缺乏“深情”而“不可与交”的人？再想到袁中郎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更是有无端被人啐了一脸的受辱之感。

　　后来仔细想，我还是有一些个人喜好的，但根据今人给“癖”下的定义：“癖者，大抵爱一物而不能自已，为得一物而至倾家荡产，为护一物，乃至投之以生命……”我的喜好又绝对谈不上是“癖”，最多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少年时我学过下围棋，但很快就觉得没趣废弃了，过后每次想起《聊斋》里面“癖嗜弈，产荡尽”的湖襄书生，内心便感觉有愧。

　　喝茶我倒是坚持了很多年。有一次陪朋友参加一个活动，还未结束他就嚷着要回家，因为没有茶喝，他觉得唾沫都要胶结，快说不出话来了。我由此发现，跟真正爱茶成癖的人相比，我连业余玩票都算不上，更没酷嗜到一时不可无之的地步。许多能令他人产生癖嗜的事物，对我来说，就如偶然被淋湿在头上的雨水，水渍干了，曾有过的痕迹也就消失不见了，绝不会因此产生未获满足便如猫爪挠心的嗜欲。

　　为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他人面前都是无趣的代名词。过去在各种交际场合，面对一大桌正在推杯换盏、互相递烟吞云吐雾的人，我经常是受嘲弄的对象。向我劝酒的人见我坚辞不受，会讪笑说“不抽烟不喝酒，连老婆也没有”；打麻将的人三缺一想要拉我下场，眼见无果，会近乎恼羞成怒地痛斥我“伤天害理”。在旁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活得如同一潭死水的人。

　　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有一篇短篇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讲述了一个无癖之人的悲剧。女主人公苏珊·罗林斯的生活几近无懈可击，婚姻美满，丈夫任伦敦一家大报的副主编，罗林斯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两人薪水收入都很高。夫妻俩生育的二男二女四个孩子都健康活泼，一家人住在一座带花园的白色大房子里。但罗林斯没有其他癖好，每天就想要有一小段时间自处。她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秘密租下一个房间，每天下午就独自前往那里什么也不做，就做自己。

　　没承想，她的丈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误以为罗林斯有了外遇，是租了一个房间用于与人偷情。罗林斯最后开煤气自杀告别了人世。朱光潜在《谈美》里说，情趣是一个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一个人是否知道生活，关键是看这人对事物是否懂得欣赏。因为景色与物体是在不停变动的，情趣也始终能够根据变化生生不息，达到“超然忘情”的境界，这种“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才是最高明的生活美学。按照这一理论，古今大多数人都误入了“有癖”和“无癖”的窠臼。

　　而且癖好这种东西，也勉强不来。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人们视爱好文学为有教养的表现。爱伦·坡曾几次写诗向表妹伊莉莎白求爱，可是伊莉莎白对诗歌毫无兴趣，也不想有兴趣，说来说去“就是不爱”。爱伦·坡只得转而写诗追求另一个表妹薇吉尼娅，同样是“文青”的薇吉尼娅便欣然接受——人生中，其实正是这些不同的因素决定着我们是谁。懂得通过自我内在的驱动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中，才是聪明人。

　　到今天，我已学会了从日常行事中去寻找慰藉，不再需要外在的确认，即使有人认为我“无深情”或“不可与交”，也不会让我困惑。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里说：“无法成为我们自己，才是一切绝望的根源。”怎样成为自己，才是我应该去努力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