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祖宗法

　　□吴钩

　　在中国历史上，以宋明二朝最重“祖宗法”。宋朝每有新君登基，几乎都要强调一遍对“祖宗成规”的忠诚。真宗即皇帝位，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仁宗即位诏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即位诏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

　　不过，宋明二朝祖宗法的形成机制又有很大差别，明朝的祖宗法是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亲手订立、颁行的成文法，要求子孙永世遵守：“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宋代的祖宗法，却不是哪一个皇帝制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习惯法、惯例、故典所组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故典与惯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完成，士大夫在筛选、阐释祖宗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由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法度。

　　“祖宗之法”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提出来是在宋仁宗朝。仁宗在位之时，是一位资质平庸的仁厚之君，逝世之后，则被士大夫塑造成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整理成祖宗法的典范。宋人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宋朝士大夫将一位已经去世的君主树立为圣君，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皇帝，而是想给在位的君主立一个标准，以此来规范皇帝的行为（这与清代理学家将在位之君吹捧为圣君，完全是两码事）。

　　北宋诗人秦观曾向宋哲宗进言：“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得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旨从中出，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由此也。”这里说的是仁宗朝的一项宪则惯例：君主地位超然，不亲细务，国家的治理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对政府的监察权则委托给台谏，形成“二权分立”之势。这显然是一种优良的治理结构。因此，秦观希望哲宗皇帝好好继承仁宗留下的祖宗法：“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政府、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说到这里，可以发现，虽然宋朝的祖宗法内容庞杂、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统性的成文解释，但我们化繁为简，还是可以对其做一个界定——祖宗法乃宋王朝的宪法性惯例与文件，旨在约束君主行为、规范政治构架，这一点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当现任君主作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宋真宗曾经想给他宠信的内臣刘承规讨个节度使的名衔，宰相王旦即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为由，断然拒绝了真宗皇帝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