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人日记里的郑振铎

　　□周维强

　　郑振铎，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盐公堂”。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958年10月18日率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在苏联喀山上空失事遇难殉职。

　　与郑振铎同时代诸多学人日记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清晰也比较立体的郑振铎的面貌。兹分别以学术、接人等若干面，来看看当时中日学人日记里的郑振铎及其著述。

　　郑振铎1935年2月被迫离开北平燕京大学，可能是他学术生涯中比较大的一件事。这一件事，顾颉刚1934年6月25日日记记载：“郑振铎系燕大、清华合聘之教授，又兼北大、师大两校课，而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到故宫搜集图画，编《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先发行预约，每部二元，得数千元。然以彼绝不用功，只抄别人成编，稍变排列方式，他人之误未能改正也。其第二册先出，吴世昌摭其中常识上之错误，写成一文，投寄《新月》杂志，出版后送与雷川校长，故校长拟将彼辞退，清华、北大、师大中对彼印象亦不好，谓其不解平仄而讲诗词，对好的作品只能说：‘伟大！伟大！’皆不支持之。乃彼又在校中掀起波浪，真所谓‘人苦不自知也’！”（《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日记里这段记录，核心事件是，燕京大学研究生吴世昌撰文批评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若干“常识上之错误”，发表出来的书评又被拿给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看，吴雷川遂拟辞退郑振铎。顾颉刚1934年12月23日日记：“国文系高年级学生欲驱郑振铎，叶楚生、王锡昌主其事，将上呈文与校中当局。郑行事太无赖，宜有此下场。”1935年1月11日日记：“今日执行委员会议决，振铎以研究工作名义，下学期即离校。”

　　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的《吴雷川日记》，残缺不全，留下来的日记，没见有片言只字说这件事。1933年2月26日有一条：“上午郭绍虞、郑振铎同来，谈国文学系事。”没有记谈了什么事。同年8月2日日记，收进雷川在杭州致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务长的信，其中有云：“前日接到校董会惠信及先生的复信，昨日又接到学校聘书，敬悉壹是。鄙人辞去校长职务者，校董会允准，并仍请返校专任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先生又不允鄙人取消前约，留住杭州，就之江学院之聘，鄙人自当遵约仍返本校。”可知1933年8月吴雷川已获燕京大学董事会同意，不再担任校长职务。容庚与郑振铎同在燕京大学国文学系任教，中华书局2019年5月出版《容庚北平日记》，其中燕京大学时的日记也偶有记郑振铎的，比如餐叙等，吴世昌和容庚走得近，但容庚这部公开出版的日记，亦无一字道及此事。本文不对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前后原委作考索，仅比照同时代中日学人关于郑振铎学问和为人的日记记述。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初版由北平朴社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1932年12月）印行。朴社是顾颉刚主持的民营出版机构。如果仅仅看了顾颉刚日记里的这几段话，大概率会以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拙劣，郑振铎不惟学问不堪且行事无赖而不自知。稍稍跳出顾颉刚日记，看看同时代其他人日记的记录，也许对认识郑振铎及其著述不无裨益。

　　夏承焘1927年12月4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台静农《宋初词人》、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皆可浏览。”（《夏承焘日记全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928年3月25日日记：“灯下以《宋史》校郑振铎之《文学年表》（即《中国文学年表》）……郑君谓成此时日甚匆促，有暇欲校补为单行本……”1929年1月3日日记：“郑振铎《文学大纲》二本……其叙述外国部分，据其自序，取材于西人所著之《文学大纲》及《世界文学史》，中国部分亦叙述多而论列少。”9月14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二六六号郑振铎《词的启源》……余所见郑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可知夏承焘以为郑振铎文学著述，有“可浏览的”，有“叙述多而论列少”的，有“苟”有“不苟”的。

　　日本青年学者目加田诚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受公派留学北平，他的留学日记数次记录阅读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述。1933年11月2日日记：“上午，在东安市场买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五元五角），当即读起。”这部《中国文学史》即《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同一天日记，目加田诚记录自己阅读这部书的意见：“读《中国文学史》至第八章一百六十三页。迄今所见作者的见识以及其观点中赞同处颇多，不过仍有实力薄弱之感。许是郑氏学问得意处乃宋以后俗文学，故不得不如此吧。”同年11月5日日记：“今天读《中国文学史》至第三卷四十章七百四十五页迄。时代愈降，郑说愈有价值。”日记的注解云：郑说愈有价值指这部文学史北宋部分，特别是指第三十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第三十九章“话本的产生”、第四十章“戏文的起源”，均论述此时期民间文艺。（《目加田诚北平日记》汉译本，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以上这几条日记可知即使1934年之前，郑振铎亦未必如顾颉刚日记所说的“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彼绝不用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的价值，识者还是能看得明白的。郑振铎对自己著述的长短，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934年以后郑振铎的著述，时人日记里的谈论，也有可资参考的：

　　夏承焘1940年5月23日日记：“假郑振铎《中国版画史》样本，灯下阅其自序一过，搜罗二十年，引书数百种，此前人所未为者也。”同年9月13日日记：“阅郑西谛论梁任公一文，甚好。”

　　顾廷龙1947年2月3日、4日21日的日记，均有郑振铎来合众图书馆借《新西域记》、还《文化大系》等的记录（《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1951年6月24日日记：“送单伯钟及西谛见假之《支那古铜器菁华》六册，交文管会谢稚柳。”顾廷龙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主持馆务。

　　叶圣陶1948年1月10日在上海写的日记：“傍晚，同事十数人共往振铎家，观其所藏古代明器。振铎为之讲述，自汉迄五代，一一言其特点，与其鉴别之方，并以实物为证，听者惬心。渠嗜此事才一年有余，而识力极丰，收藏亦富，其气魄大可佩服。”（《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

　　夏鼐1949年4月18日在北平写的日记：“阅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李氏为人类学者，然此书不过将《仪礼》与《礼记》二书依Wissler，Man and Culture［威斯勒：《人与文化》］中所谓Culture Scheme［文化体制］，分类摘录。余以为如郑西谛之《汤祷新释》的写法，将近代野蛮社会之风俗，以解释旧礼，远为有趣味而富新意义，惜李氏尚未能及此也。”（《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1958年2月20日日记：“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下，这三本书共1388页，其重点在戏曲和小说两部分，以新材料的介绍为主，走的是胡适小说考证的路线与他的演化观，郑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其贡献的。”

　　以上数条日记，顾廷龙、叶圣陶的虽不是说郑振铎的著述，但也是涉及了郑的读书和学问。这数条日记可以推知：一是郑振铎做学问，材料收集极富，在充裕的材料上发挥其见解；二是郑振铎做学问，眼界开阔，取材、方法和结论，每多新意；三是郑振铎涉猎面甚广，气魄甚大；四是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其得意处主要在宋以降的俗文学。

　　一个人的学问，从起始到成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只要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能努力从事，广搜博取，总是能够从青涩进到成熟的。夏承焘、王伯祥、目加田诚、叶圣陶、夏鼐等中日学人1927年至1958年日记记述里的郑振铎，可做一个例子。即使被吴世昌所指摘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其可取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这部书所收的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同时期其他著作所未能论及的，诸如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这部文学史还第一次附入插图，图版且甚精美，不少还是珍品。顾颉刚所谓郑振铎“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彼绝不用功”，恐怕是不一定合乎郑振铎的实际了。

　　上引日记里也说到了郑振铎收藏之富与着力。这方面还可以再引几条日记。王伯祥1926年3月13日日记：“看《续金瓶梅》，是书由振铎处假来。渠聚旧刊小说甚多。演义、弹词、宝卷等俱夥，将编目示人，予甚赞其成耳。”（《王伯祥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收藏富有且整理编目公开予人，可谓嘉惠学林了。同年4月27日日记，郑振铎“又新购明刻传奇二种，予与圣陶观之皆叹贵云”。郑振铎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旅居英法，6月8日返回上海，王伯祥6月15日日记：“散馆后与圣陶、调孚同振铎至其家，观所携归名画及邦贝古壁画摄影等。量多而质好……”日记里说的“散馆”，即从商务印书馆下班出来。王伯祥1940年8月8日日记与何柄松、徐调孚到郑振铎家看振铎“近得诸珍籍：宋本《吴郡图经续记》《严州图经》《严州续志》《五臣注文选》等，其他黄尧圃、顾千里校跋之书指不胜屈……”。同年9月8日日记，王伯祥“往振铎所……纵观其近日所得《万历疏钞》《乾隆谕旨条例》并外交部《四国专档》及关于矿务各原档”。顾廷龙1940年3月3日日记：“廿七日过中国书店，见《辛斋诗稿》，补记于此……此书索价四十元，已为郑振铎要去。”顾廷龙1944年10月3日日记：“西谛来，提及《袁双秋日记》，渠云前年底已付一千七百元……”叶圣陶1947年4月4日日记：“傍晚，诸友至振铎家……振铎近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颇搜集古物及艺术品之印本。室中陈列中古之土俑二三十件，皆可观。”宋云彬1951年4月21日日记记郑振铎和他在杭州“至旧书店看书，振铎以七十万元购得初刻《六十种曲》……大乐”（《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这几条日记，可以见出郑振铎收藏的眼力、视野、魄力和勤勉。建基在这样博闻广识之上的文史学术作品，焉有不足观？

　　郑振铎的个人收藏，予人也是极豪爽，出手极大方。夏承焘1938年11月13日记：“早徐一帆邀同过郑西谛于庙弄四十四号，出《楚辞》数十种见示。谓予如欲为新注，可举以相假。”夏承焘1940年12月1日、15日、29日，1941年1月2日、12日、19日、22日的日记，都记载了夏承焘借或还郑振铎藏书，还有在郑振铎家钞录藏书的。夏承焘做研究曾得力于郑振铎的收藏甚多。王伯祥研究太平天国史事，郑振铎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旅居英法，为王伯祥购得近世史料《中西纪事》《豫军纪略》《盾墨留芬》《能一编》《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等七种，1928年2月寄回上海给王伯祥用。

　　顾颉刚对郑振铎恶感甚烈，1950年7月1日日记：“闻中国科学院中，郑振铎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任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去年予到北京，晤王日蔚君，渠云：从此教育界上不再有钩心斗角者事矣！哪知到了今日，偏是这辈会钩心斗角者得意……”但反观郑振铎对顾颉刚，则胸无芥蒂。叶圣陶1953年12月22日日记，叶圣陶与王伯祥谈顾颉刚今后之工作，叶圣陶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王与顾皆为老友，顾颉刚当时在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做总经理，这是一家小型私营出版机构，出版科学教育挂图及史地小丛书。叶圣陶日记写道：他和王伯祥“共谓若今之搞私营出版社，殊非所宜。伯祥谓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所有意招之，振铎并告以我署将设古籍出版社，亦拟请其参加。据云颉刚曾表示明年暑中可择一而往之”。沧桑巨变之时，郑振铎亦在替顾颉刚谋划出路。这样对照来看，顾颉刚反显得小气了。顾颉刚自己在1956年7月2日日记里也记有一事：“伯祥偕乃乾来……乃乾由振铎调至古籍出版社工作，从此该社有内行人矣。”说陈乃乾未至时，古籍出版社无内行人，顾颉刚亦过甚其词了。陈乃乾因郑振铎之力而至古籍出版社工作，不知顾颉刚日记写到这儿时，是不是还认定郑振铎为“钩心斗角者”。夏承焘1957年3月9日日记：“二时张白山偕陈翔鹤来，为文学所组稿事。谓郑西谛前旬在文学研究所所务会议上，提及邀予入科学院事……”郑振铎1927年5月出国旅居英法，10月24日伦敦致信王伯祥，王伯祥这一天日记有云：“读振铎书，谆谆以从事太平天国专史为勖，并许我助搜材料。”王伯祥接着写道：“予大感动，懒筋为之大震。拟于《天国革命史》写毕后，努力为专门之研究也。”王伯祥接着又感叹：“铎信甚勤，而予只一复，即此可见奋不奋之判矣。”同年11月1日日记：“接振铎书，殷殷以太平史为勖，至感动。”11月3日日记：王伯祥复信郑振铎“谢激励并商榷太平史撰著体例”。宋云彬1951年4月21日日记：“振铎为唐弢言：‘余最喜与云彬小饮清谈，彼风度萧洒，数十年如一日，不若一般自命前进者，一脸正经，满口教条，令人不可向迩也。’。”郑振铎品评云彬风度，亦可见振铎本人的风度。

　　郑振铎和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曾同在上海发起朴社，又曾同为商务印书馆同事，都是老熟人。叶圣陶、王伯祥先后从商务转到开明书店，都是开明书店的老人。郑振铎1931年9月至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春天返回上海做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长达6年。顾颉刚北上做教授，主持迁到北京的朴社。顾廷龙比顾颉刚小11岁，但家族辈分上，顾颉刚是顾廷龙的侄儿。顾廷龙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就住在顾颉刚家中，郑振铎、顾颉刚均在燕京大学任教。王伯祥1932年从商务印书馆转至开明书店，做过开明书店编译所编辑、经理室秘书、襄理、总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与郑振铎相交甚深。王伯祥1940年5月12日日记云振铎在动乱世道里“为公家出力购藏，资力既厚，魄力自伟，南北书贾，归之如壑。他日者，石渠录勋，振铎自当标首……”，但也说及振铎的弱项：“惟此公疏于接物，或以此得谤，亦在意中。”这或者可视作王伯祥知人之言。王伯祥这一则日记里接着说：“予谓毁誉固可不计，独有八字面致铮规，则‘谨其收藏，慎其交际’耳。”郑振铎1958年10月18日遇难，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同年10月20日晨间广播新闻得悉此噩耗，当天的日记里以很长的篇幅追忆郑振铎，其中一段这样写：“这八年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于他的了解较清楚。他好大喜功，粗枝大叶，但是气派大，对政策了解较清楚，有纪律性，决定事情较迅速。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自尹达同志来所后，他更放手了，对考古所与文物局的互相关系，他起了沟通的作用。”夏鼐接着还说郑振铎“是个忙人，但仍有闲情逸致……”。王、夏的这两段日记，可见出郑振铎的学问、收藏以及待人接物的一个总的面貌，与前引夏承焘、王伯祥、目加田诚、夏鼐、宋云彬、叶圣陶、顾廷龙日记可以前后映照。我看郑振铎相貌堂堂，高鼻隆准，和上述诸先生日记所述，甚是相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有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