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温州后学眼中的孙诒让

　　□刘晓东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仲颂，别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与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是传统朴学的殿军人物，《清史稿》有传。孙诒让同治六年中举人，曾官刑部主事，旋归故里不再复出，一生潜心学术，培育家乡人才，在清末温州教育界、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林骏（1863～1909），原名宝熙，瑞安城关人，著有《林骏日记》。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平阳县江南白沙刘店人，著有《刘绍宽日记》。林骏和刘绍宽作为孙诒让的同郡后学，和孙诒让均有往来，两人今存的日记记载了当年他们和孙诒让的交往情况，从中可以窥豹一斑，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温州青年人笔下的孙诒让。

　　排忧解难的乡绅孙诒让

　　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叔父孙锵鸣均曾中进士并入翰林，兄弟二人学问精博，宦海数十年，在海内颇为闻达。这样的显赫家世和深厚家学，使孙氏在瑞安乃至整个温州府简直如神一般存在，是普通士人的精神领袖，许多人遇到难办的事情时首先便会想到孙诒让。现存的《林骏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一年十月十七日，孙诒让的叔叔孙锵鸣通过林骏的老师洪楝园“过舍，约订明春孙学士馆事”，从此林骏和孙氏开始了较为密切的来往。次月，林骏碰到了一件重大且棘手的事情，他马上想到了孙诒让。十一月廿六日“同往访仲容先生，托以要事（按：指陈家盗葬林骏祖垄），先生亦为之扼腕，自言愿出臂以相助。余不胜感激”、十一月廿七日“夕，誊盗发乡贤冢墓公禀二纸，呈孙刑部”、十二月初三日“过孙仲容先生，酌议详文事”，两个月里三次会商，足见林骏多么倚重孙诒让。刘绍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七日和孙诒让第一次见面，“谒孙仲容先生，袖奉仲愚母舅一函，以蔡桥郑宅社仓事，托仲丈商之许竹友师”，显然是有事相托而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绍宽碰到了一件可大可小的困难事，该年“乡民积忿，纠众往鳌江尽毁公栈，并拆方铭之屋。于是王维善、方铭等直控余为主使，幸道、府皆事先得知底细，孙仲丈又从中左右之，王、方等计不得逞”，如果不是孙诒让从中平衡疏通，刘绍宽很难保证不会陷入尴尬困境。出了难事、急事，后学们第一时间想请孙诒让帮忙，这可以看出孙氏当时在温州一带的特殊地位和办事能力。

　　良师益友的孙诒让

　　孙诒让不但朴学功底深厚，诗文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因此在瑞安当地以及温州全府，雅集谈宴少不了他的身影，后学们也常以躬逢盛会为荣。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骏的日记有两次记录了和孙诒让诗酒交往，十月廿六日“余偕孙仲容先生、郑一山兄、洪君小石、胡生绳荪、耕经坐洞房中饮酒”、十二月初八日“余同孙刑部前辈坐颐园论诗文良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廿八日“午刻，家仆报张震轩妹丈来，饭后同去谒孙仲容先生，谈京事甚久，至暮辞别”；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三日“与仲容先生、戴瀛仙、叶耕经，坐辛夷花下清谭良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廿六日“谒孙仲容先生，座谈颇久”。相比于林骏和孙诒让同处一城的交往便利，刘绍宽到访多为去温州路过瑞安孙宅，访客的性质决定了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作为晚辈后生的礼节性拜访较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七日“同君雅至瑞安，夜宿孙仲容先生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廿三日“晓至瑞城，在德星馆早饭，遂与志凯同谒孙仲容先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十七日“余与君雅则过访仲容先生也。夜自瑞赴郡”，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三日“自县城赴郡，过瑞安孙丈，晚膳后上航船”。虽然刘绍宽并非孙诒让瑞安同乡，但由于刘绍宽母舅杨纯约（号筱溪）、杨镜澄（字仲愚）均为孙诒让父亲孙衣言的入室弟子，两家是世交，刘绍宽在孙诒让心目中的地位其实要比林骏高。刘绍宽经常去拜访孙诒让甚至留宿，这是林骏所无法比拟的。比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九日“得孙丈复信，言杭州之行不如略缓。又云官场事最不易测度，往往闻声相思，一见却甚淡漠，嗒然失望者。又云官场大忌绅士占渠面子。皆阅历之言”。孙诒让能跟刘绍宽讲这些官场潜规则的掏心窝话，显然已等同自家子弟视之矣。

　　办学兴教的倡导者孙诒让

　　孙诒让晚年特别注重家乡人才培养，光绪二十四年（1898）孙诒让在瑞安创设务农会，“欲借籍田为之倡也”，遭到了林骏的反对，“余屡不允其假，有拂同会诸君之意，群起怨言。和叔劝余暂为假之，必不作荆州久借矣。勉强应允，约以明日订定”。由于林骏家庭较为贫寒，一时从自身考虑出发，也可以理解。但林骏毕竟也是一位教育有心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十日“夕，孙仲容先生邀管杏浦、周晓秋及余到学计馆集议，谓三隅蒙学堂已办，只西北未开，诸君必须竭力举行，不可作向隅独立之观。同人允为创举，但答以经费难筹耳”，当面对开办西北蒙学困难的时候，林骏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同人一起迎难而上去积极解决。该年十二月十八日“管杏浦、饶翼臣邀余过孙仲容、胡蓉村二先生处，商议开办西北蒙学”，终于在次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廿一日“晨刻，西北蒙学开馆”，有力地响应了孙诒让的号召。刘绍宽在办学上更是孙诒让的左膀右臂。光绪三十一年（1905），温州、处州联合设立学务分处，推孙诒让为总理，刘绍宽加入孙诒让团队，两人开始同事共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五日“夜得悉京电，举孙仲丈为中学正监督，余与吴郁副之”，随后两人为了温州中学堂的办学事宜会商不断，孙诒让对刘绍宽给予了充分认可，四月初三日“中学监督事，孙仲丈旋独保荐余专任之”。当刘绍宽在实际主持办学过程中遇到难题时，孙诒让积极出谋划策，闰四月十九日“孙仲师信来，言可行姚崇十事之策云”。由于孙诒让的力挺和刘绍宽办事的干练，两人共同把温州中学堂的办学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学问的风雅领袖孙诒让

　　孙诒让的学问世人有目共睹，同乡晚辈多以能亲聆教诲为荣。光绪二十九年（1903），林骏聆听了孙诒让的多次演说：正月十五日“夕，往明伦堂听演说，主讲者孙仲容刑部”、五月初一日“夕，诸生到明伦堂听演说……主讲者孙仲容先生”、八月十五日“夕，开演说第十七会，主讲者陈介石进士、孙仲容主政”。林骏具有不错的传统学问功底，孙诒让的朴学代表作《周礼正义》的校订便有林骏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初九日“申后，同仲恺公子去谒仲容先生，以先生所著《周礼正义》授余分校也。余坚辞识见固陋，不足当此任，先生不允，遂袖其书而归”。此后，林骏在七月十三日起共17天日记里有校订《周礼正义》记录，直至八月十四日“同恺兄谒仲颂先生，袖所校《周礼正义》第廿一卷还之”。刘绍宽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与孙诒让的第一次见面，即有问学记载，“仲容先生言《周官》缺《冬官》，甚可惜，然《考工记》亦补得好。问冬官原官即考工记否，曰大概当是”。此后的交往中，刘绍宽也向孙诒让多有请益，但多限于实务处理方面。以至于孙诒让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后，刘绍宽发出“孙仲师在时，未尝以《周礼》一书中之疑问胪请指教。师殁后，乃始得全部读过。于《礼经》未能兼综条贯，致为憾也”的悔叹。

　　令后学缅怀的孙诒让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廿一日，林骏因为“礼书房缺，须补清书一名”一事请孙诒让帮忙，“适门人季芃至，嘱其向仲容先生借光，不允”，至有“世路险巘，人心变幻，生乎斯世，几如巢幕之乌”的感慨，对孙诒让显然有看法。但林骏不是记仇的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廿五日“闻孙籀庼先生陡中风寒，得恙极危。余心彷徨不已，先生为吾郡学界第一人，远近瞻仰，文名甚噪”，这种忧心是真诚且感人的。五月廿二日“孙仲容先生于是日上午九点钟仙逝，合邑大小学校，为之辍课半天，以表举哀之意。先生经学湛深，著作甚富，声名籍籍，远迩皆知，甲子初周，遽捐馆舍，哲人云逝，良可痛也”，林骏为孙诒让的去世感到痛心疾首。至于刘绍宽对孙诒让的感情，可以从其对孙诒让的称呼“孙丈”“孙仲丈”“孙仲师”“仲容师”“仲师”“籀师”等不难看出他的“心向往之”了。而且在孙诒让去世多年后，刘绍宽还在日记中经常提起他的“仲容师”，直至其生命最后一年1942年的1月15日还有关于孙诒让的记载，刘绍宽对孙诒让的缅怀之情可谓绵绵无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