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马的瓜田李下

　　□江南布衣

　　唐元和十一年（816）一个秋晚，江州浔阳江边，白居易为一位即将远行的友人在客船上饯行。临别之时忽闻邻船传来琵琶弹奏声，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白居易为此还写下616字的长诗《琵琶行》。此诗与诗人另一首《长恨歌》堪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以诗吊唁，其中就提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由此可见，这两首长诗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连不谙汉语的胡儿都能随口吟唱。

　　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说道：“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洪迈出身于官宦人家，父兄都曾为朝廷高官，自己也官居端明殿大学士。在他眼里，白居易在人迹稀少的江边，与一个陌路相逢的前歌伎同舟共饮、彻夜长谈，违背了一个朝廷官员应该遵守的礼法，有失清白。也许考虑到白居易在人们心中普遍的崇高地位，以及《琵琶行》广泛深远的影响力，更有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儒家传统，在其后来编写的《容斋续笔》中又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

　　如此一来，白居易长诗中所叙的“同舟共饮”，变成了是诗人为抒发自己贬谪江州孤寂落寞的情怀，无中生有虚构出来的艺术创作。这种说法其实也难以被认可。因为众多阅读过《琵琶行》的读者一致认同，作者如果不是置身其中，亲自体验，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共鸣，留下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的。事实真相就在于“移船相近邀相见”之中，白居易邀请琵琶女到自己的船上来演奏，绝非洪某所说的“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再说，客船上除了白居易与友人之外，还有仆人、艄公、水手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听一个半老徐娘弹奏琵琶，聊点京城长安的旧闻掌故，除了“满座重闻皆掩泣”之外，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风流逸事，日后还会招来流言蜚语？对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专门阐述，他说：“夫此诗所叙情事，既不如洪氏之诠解，则洪氏抵触法禁之疑问可以消释。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茶商之娶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不必顾忌也。”

　　洪迈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学问渊博，著述极多，他用了40多年时间撰写的《容斋随笔》，被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洪迈之所以要冒着“唐人不议，今人罕谈”的大不韪，公开说出自己的疑虑，并非是哗众取宠想成网红，而是出于对前辈圣贤的爱护。问题是，他在历史的迷宫里纵横捭阖、挥洒出入之时，百宝全书缺只角，对盛唐时期开放兼容的社会风习了解得不够深，习惯用本朝盛行的理学道德标准去衡量前人的行为，把“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之事，煞有介事地提出，义正辞严地评点，这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若干年后，陈寅恪为其纠偏释疑之余，也会忍俊不禁拊掌偷笑。

　　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对于我们并不真正认识的东西，最好不要轻易做出否定性的批判。”在没有事实依据的阶石前，切不可草率任性地迈开想象的步伐，不负责地随意评说。不然的话，很有可能犯错出丑，贻笑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