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可以“运”

　　□游宇明

　　谈到个体的穷达、贫富、有没有作为，某些人总喜欢说一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他们看来，一个人遇到的好事或坏事都是上帝事先安排的，无论你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可改变。

　　对这样的观念，我绝对不敢苟同。

　　世间有没有我们难以改变的事物？肯定有。比如一个人出生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你的父母是博士还是文盲，你从小锦衣玉食还是粗茶淡饭，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也一时很难变动。同时，我们也得坦然地承认，家庭背景好、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做事业时具有一定的优势。陈寅恪学贯中西，文史哲无所不通，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三百年来第一人”，他的祖父是举人出身的“省长”（湖南巡抚），父亲是著名诗人，家学渊博深厚；徐志摩诗写得特别棒，课也教得非常出色，到哪里都讨美女喜欢，人家有个特别有钱的爸爸，允许他在美国、欧洲换着口味读书，一呆许多年……缺了好的家世这样的前提，不敢说陈寅恪和徐志摩一定不能成才，但肯定比现在要艰难许多。

　　然而，“命（天命）”确实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完全有机会将其好好“运（运作）”一番，“运”得恰当，一切可能春暖花开。齐白石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他自己早年也只是一个乡间的雕花木匠，没读过多少书，“命”并不好，但他热爱绘画，不畏艰难北上学艺，硬是在国画上“运”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有一个北方人现在名声很大了，用如日中天形容绝不为过，但他只读过小学，11岁辍学回家，在农村整整劳动了七年，放牧牛羊、割草、种高粱、植棉、割麦、推车、挖河，什么事都干，可还是吃不饱饭。18岁，他当了县第五棉油厂的合同工，工作了将近三年。后来获得参军的机会，他做过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四年里，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历史书籍，包括在旁人看来比较难懂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那么多书，内心里涌起写作的冲动，他学着拿起笔来。1981年5月，他在河北保定的文学双月刊《莲池》发表处女作《春夜雨扉扉》，1983年2月又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小说月报》转载。后来因在《莲池》上发表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徐怀中等一批老作家的赏识和关心，入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再后来，他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重要刊物分别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接着，他大步向前，出版了一系列广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等，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同样将自己的“命”“运”得惊天动地。他就是莫言。

　　一个人要运作好不佳的“天命”，需要一种不甘心。人如果像树叶一样习惯于被安排、被压制，那么，我们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树底下或某个不知名的处所慢慢地腐烂、消失。一旦有了不甘心，一旦敢于抗衡“天命”，你内在的能量会得到释放，外在的资源会获得集结的机会，你也就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呈现一种与普通人不同的面目。

　　生活难免有势利的一面，对于条件好的人，容易生出青眼；对于条件不佳的，可能反复戏弄。只有具备足够的韧性，充分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诚意，生活才会被你感动，赐予你期待的一切。齐白石、莫言的可贵不在于他们后来达到了何种生命高度，而在于他们告诉了后来者守望与拼搏的意义。

　　是的，“命”永远可以“运”，不放弃努力，一个人的种子哪怕落在石缝里也可能开放出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