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宅，知堂墓

　　□霍无非

　　百年前的1919年11月21日和12月29日，因清末“科场贿案”而家道中落的绍兴东昌坊口周家，似乎恢复了元气，在早年到北京为官的掌门人鲁迅的率领下，一大家子十二口人远别故土，分两批迁入修缮一新的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院，在此过上了舒适体面的生活。应该说，作为家中栋梁的“大先生”鲁迅，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与先期到京的二弟周作人（知堂）拼命挣钱，养家糊口，挺符合“将来他们学成回国，工作以后，收到薪金大家合用”之母意，既结束了与家眷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永别那个受族人白眼的境地。

　　新住宅是周家“中兴”的温床，高堂老母及兄弟三家和睦相处乃鲁迅的精神寄托。因此，鲁迅置家无疑是最慷慨、最积极的一个，1919年早春起，他四处看房，悉心筹办，几乎踏遍北京西城可看之处，最终选定八道湾11号这宽敞通畅、花木葱茏的大四合院。之后谈价、验契、找保人、施工监理等琐事，全由他一人承担。购房修缮的款项，从鲁迅和知堂的积蓄出，鲁迅占了大头，加上出售绍兴老屋的1000余元，借债500元，支出房款、杂税费计4000余元。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周家的八道湾11号。

　　三进的深院，鲁迅住门外嘈杂的前院，母亲和妻子朱安居中院，知堂和三弟周建人两家住后院，另有多间客房住亲友和佣人，周家大院一时人气兴旺。1921年9月，三弟周建人不愿长期啖兄长之食，只身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天有不测风云，1923年7月，知堂与鲁迅因家庭琐事翻脸失和，分道扬镳，鲁迅即与母、妻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租房住。次年5月，迁居举债800元买下的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小四合院，“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秋夜》，就诞生在这里。

　　有了体面职业和高门深院的周家，至此“中兴”成为泡影，八道湾11号委实冷清了不少，院主人变为热衷侍弄“自己的园地”的知堂，好不快哉！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知音许广平会合，这是鲁迅人生为数不多的可靠“驿站”，或住校，或租房，并未置宅。1927年9月，鲁许两人共赴上海，组成新家，先后在横滨路景云里35弄23号、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居住，生活担子的重压，身体的每况愈下，使鲁迅仍选择租房住，“躲进小楼成一统”，《“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等檄文源源不断，哪像出自一位沉疴在身者之手！

　　兄弟俩分手多年，表面看无来往，实则默默互相关注。1936年5月，鲁迅与美国记者斯诺面谈，举能不避亲，认为二弟可列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首。该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噩耗传来，知堂无心授课，这多少反映出与兄长尚存的一点藕断丝连的亲情。鲁迅逝世后，晚年的知堂写了《鲁迅的故家》等多篇回忆兄长的文章，当然一半为生计，一半随形势。在赡养老母这事上，知堂虽然一副“我苦哉”的苦脸，毕竟还是做了，每月支付老母寡嫂部分生活费，隔三差五亲自或遣家人探望，送去好吃的，给老母养老送终，对于油瓶倒了也不扶的“二先生”来说，难得了。

　　活人居有屋，死了也要入土为安，中国的丧葬文化根深蒂固，这其中的推手是孝道。鲁迅不在了，知堂当然要考虑近在咫尺的老母身后事，他一改当初置宅装修时的甩手作派，花心思寻找合适的墓地，终在西直门外板井村觅到“吉壤”。1932年，知堂将译作《希腊拟曲》卖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价值已经提高为千字十元，我也占了便宜，那一本小册子便得了四百块钱”，正好用来购墓地。这块墓地不限于知堂小家，也接纳家族其他死者，知堂先葬下早逝的小女儿周若子，之后母亲鲁瑞、妻子、妻妹、侄儿周丰三殁后均葬此处。寡嫂朱安临终前，表示想与夫君鲁迅合葬，但未能如愿，有资料称，朱安也与婆婆葬这一处，不知可否当真？知堂晚年孑然无伴，老妻先他而去，加上文化汉奸的历史污点，受到冲击，1967年5月6日去世，骨灰竟未葬入家族墓地，大概是他购墓地时始料未及的。

　　鲁迅、知堂文学造诣双峰并立，居家生活亦同样追求品位。两位13年不来往的亲兄弟，为了家人生前身后有所居，不谋而合想到一处，似有灵犀形成接力，让家室生前身后居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