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

　　□徐惠林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莫言在获得诺奖后如是说。当有人问“作家中的考古学家”博尔赫斯：“文学有什么用处啊？”生气中的他怒怼这“愚蠢的问题”：“没有人会问：金丝雀的叫声或者日落的彩霞有什么用处！”

　　文学的瑰丽诗意、金丝雀的叫声、日落的彩霞……皆是美好事物，“由于有了它们，生活才不那么丑恶、不那么凄惨了，哪怕只是一瞬间，如果非要寻找实用性的理由，那是不是心灵太粗鄙了呢？”（略萨《文学与人生》）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归结人的需求层次时，认为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认知等中低层后，人还有“审美需要”——这需要，窃以为就是对文学艺术的需要。它们作用于精神世界，能认知、教育、娱乐我们，也能安抚情绪、丰盈心灵，让灵魂世界更加宽广、深厚、辽阔，是最大的用。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现代画家、作家丰子恺，最懂得将无用的文学艺术派上用场，化成有机、活态，为自己的生活、生命服务。他的人生观，三层楼呈螺旋式上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

　　中国儒教发达，多积极进取而求“用”世，不得经世致“用”而退守林泉之下，也追求“独善其身”，留下诗文、美名、故事……也是另一种定义的“用”。

　　事实上，在农耕文明发育饱满的古代中国，永远有至高的审美享受，丰富而神秘的东方情味，高雅温馨的心灵生活。

　　除了看不见摸不着，靠着情境意趣来领悟感受的文学，如诗词歌赋、小说戏曲，更有物质化的东西，如中国画、书法，以及少人注意的一个包涵诸多种类物品的“陈设赏玩器皿”。

　　仔细品味中国书画，你会发现内容之外的另一个属性，即承载内容的物质载体本身（宣纸、绢）相对于金银宝石、紫檀黄花梨等市价“便宜”太多，但在艺术品拍卖场上，它们却往往价格在最贵一层。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纸绢上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的“精神的东西”，“虚”到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当然，无用到了极致，就“最有用”，人文、美、情感、灵魂……试想，把书画张挂于室墙，除了美化我们的居家环境，其书画的内容，还对应着一个中国人的情趣和心灵生活的需要，让认知、娱乐、审美、教育、养生……与你日日相见。它们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能量，与你晤对、絮语，代入、互动、同构，持续地给你以亲切、美好、光亮、温暖，借用赤壁赋中苏轼的句子，真“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且，一个人、一家人、一代人，传家宝之，保存下去，真当“永享不尽”。

　　而陈设赏玩器皿，近乎全息的精神产品，符合康德对美的分析的“二律背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以陈设赏玩器皿较多的瓷器玉器来说，陈设瓷如尊、花瓶、插屏，旨在装饰生活环境，富于审美情趣。题材多吉祥纹饰，如“福禄寿”“梅兰竹菊”“群仙祝寿”等，寓意富贵喜庆，居家者观之目悦神畅，心情愉悦；玉器中的赏玩器，多为了给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们随身佩戴、上手把玩，器物体量不大，制材却十分高档，制作精良，艺术、工艺技法高……这些“无用之用”者，多是为了美、愉悦身心之物存在，而作为商品，较实用器如盘、碟、盅、碗、罐、壶以及凉枕、蜡台等，一般价高很多。

　　陈设赏玩器皿，最初多由实用器演变而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跃升、社会分工细化、生活水准提高，出现了对文化的更高追求，艺术、工艺水准也得以逐渐精进，分化出了不再为了使用，仅仅用来观看、把玩的“无用”器物。玉器从简单的生产工具到作为美化生活的装饰品，甚至成为代表政治等级，礼制、伦理道德、宗教图腾和财富的象征……“无用之用”已抵达大用的高层、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