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诗翁汪静之

　　□周孟贤

　　您还活着！正如瑞士画家保罗·克利所说，您正“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我不相信！那年那天，95岁高龄的您真的停止了步履，轻轻地躺下，宛如一泓宁静的潭水。记得向您的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匆匆启程前往杭州，谁知国道堵车晚了半小时，我未能送您一程，只能呆呆地凝视您的儿子、著名翻译家飞白先生捧着的您的遗像。此刻，许多往事奔涌而来，我的心在呼唤：汪老啊！您在哪里？虽然我知道安详而幸福的睡眠，比诗篇更美丽，但我不能相信您已是天国的一位居民。您可知道我的思绪于一瞬间匆匆启程，在安徽绩溪与胡适的上庄村仅隔一里之遥的（您的家乡）余村，寻找童年“幽”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的您；在徽州中学、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寻找青年时代的您；在西子湖畔，寻找与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创立湖畔诗社的您；在抗战时避居武汉，开小店、端盘子的您；在离开武汉到广州任黄浦军校教官的您；在解放前与建国初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您；在您白发苍苍、90高龄还步登西天目山的您……汪老呵，您在哪里？您不是还要和我长谈您的人生经历和中国新诗发展之过程吗？您不是在为我的抒情长诗集《海上追月》作序之后还要为我的新著作序吗？我寻寻觅觅，我四处环顾，我举目眺望，但怎么也看不见您，却惊见西子徒然消瘦。

　　我知道，这时的我已踉踉跄跄跌进记忆的深谷……

　　那是1981年的夏天，省作协在莫干山举行诗歌年会。会上，讨论和评价了我发表在大型文学丛刊《清明》（1981年第二期）上的抒情长诗《祖国，请你思索》，汪老特别厚爱我、抬举我，说我是爱国诗人和忧患诗人，还说我的“整首诗不只警句多，而且警段多，这是大家对你的评价”（后写入序言），如抨击和讽刺官僚主义作风这一节：“祖国呵／还是请你开一千张一万张出国证／让官僚主义者出国——／到太平洋彼岸／接二连三地打饱嗝／和野鸭一起生活！／到南极洲冰山／无休无止地打哼哈／去参加企鹅的队伍！”我听到这里，久久地低着头。汪老和蔼地说：“孟贤，你这首诗中还有精彩的警段。你的长诗充满忧患意识，中国诗坛需要像你这样的忧患诗人。”

　　我抬起头尊敬地打量第一次见到的诗坛元老、著作等身的的汪老静之。汪老接着又说：“你一首长诗一气呵成，不容易。这首诗是好诗，大家都认为有希望在全国获奖，你要写下去，将来我为你写序。”一时激动不已的我，紧紧地握住了汪老的手。

　　记得那天，我在会上一口气讲了这首长诗的创作起因以及平时对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思考，讲了诗人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即诗人应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民族的命运和人的命运，应充满忧患意识和良知意识；讲了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关注什么、思考什么，决定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家……极易激动的我，还顺便讲了我的格言集《周孟贤哲思妙语集》一书中“秋虫虽小，但它的鸣叫能转换一个季节”和“文人的最大幸运是一生中的不幸”时，大家鼓了掌，不少诗人说这句话很精彩，可以刻在所有文人的墓碑上。那天，满头银丝、笃坐现场的汪老笑呵呵地对我说：“孟贤，你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好！”

　　诗的跋涉便是心的跋涉。从这以后，我牢记汪老的教诲，刻苦写作，一口气发表了《回归吧，台湾》《鹰，陈列一个提示》《海中舟的叙说》《用你的额头智慧中国》《乙亥吟》《你在历史的深处》和长达1500行、写了中国近80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大鸟引我溯长江》（原载文艺报2005年9月1日）等抒情长诗和相当数量的短诗、散文，且在诗坛有一定影响。几年后，我的抒情长诗集《海上追月》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我迅即告知汪老。当时汪老正忙于创办和筹建湖畔诗社纪念馆，身体很是劳顿，但他不顾冬天的寒冷，放下回忆录的写作，很快为我写了序：“孟贤的长诗思想深刻，感情充沛，好像‘不尽江河滚滚来’，奔腾澎湃、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热情奔放、畅快淋漓是孟贤的诗的特色。”称赞我“爱国心强烈”，还题了字（其中一张是“真诚是诗人的高贵气质”）。记得我去拿的那天，汪老操着安徽口音对我说：“孟贤，你越写越好了，你的长诗在全国有了影响，要努力写下去……”我低着头，感谢汪老的鼓励。回来后，我看着序文，深感一行行文字恍若一级级台阶，汪老指点着我一步步走向高处。每每思及，我总是自语着：一个诗坛的后生，若要走稳走好漫漫诗路，少不了前辈给予的“手杖”。汪老呵，您给我的诗之手杖，我至今仍紧紧拿着。

　　汪老对后辈的奖掖，让我铭记在心。记得一次我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去拜访刚乔迁新居的汪老，汪老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脚穿棉鞋，白衬衫领子翘在套衫衣领外。白雪盖顶的汪老坐在一张老式方桌边正在用餐，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坐在椅子上，另一只全黄的猫偎在汪老的脚踝边，气氛显得宁静而祥和。窗外，绿树滴翠，阳光的金液正溢满西子湖。当汪老见我进门，柔柔地“哦，孟贤，孟贤”地自语着，并立即为我沏茶，然后边喝边与我交谈。汪老两眼微笑着，双手还不时搓揉着。在问了我的创作和生活情况后，他讲到文人要做淡泊的人，诗要写真诚的诗。我走过去紧握汪老的手对他说：汪老，我此生不会忘记“人要淡泊诗要真诚”，我要坚持写具有当代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诗。

　　我常常翻阅汪老赠我的书，我看见一个睿智的老人，一个精深博大的老人，一个质朴得一如农夫的老人。我想起泰戈尔的话：“当我们大力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在汪老身上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汪老作为诗坛的老寿星虽然早已陨落了，但生命之光仍闪烁在中国新诗的天空。面对天空，我心中默默思忖：像汪老那样，做淡泊率真的人。我深感淡泊、真诚、善良的人，就是高品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