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黄粱梦与沈既济

　　□杨振华

　　说起小说里的狐精，自然会想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故事，如辛十四娘清雅脱俗，心地善良，融人类美德于一身。但最早在小说里赋予狐精美好人性的是唐朝人沈既济。

　　说起“黄粱美梦”这个成语，大家一定耳熟能详，用来比喻不切实际、不能实现的如意打算。虽六朝志怪小说写到以玉枕入梦之事，而最早以“黄粱梦”构思成完整小说的，还是沈既济。

　　沈既济是何方人士？《旧唐书》《新唐书》都说是“吴人”，也就是苏州人。后来的文学史，大都因循正史的说法。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他是“苏州吴人”，游国恩先生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作“苏州吴人”，吕玉华博士选注的《唐宋传奇选》也说是“苏州人”。复旦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界定沈既济为德清人。新世纪编的《浙江通史》因袭章骆两位先生的观点。

　　近读上海师大2014年赵静的硕士论文《唐代良史沈既济研究》，其文追本溯源，考查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元和姓纂》，参阅宋朝的地理志史《太平寰宇记》，以及其他史料，梳理了江南沈氏的传承脉络，得出与章骆两位先生相同的结论：“《元和姓纂》作沈既济为吴兴武康人，是推本言之，而《太平寰宇记》作德清人，则是因吴兴郡至唐代属于湖州之域，其下管辖的武康县分置德清县，两种记载都合理。但若依据沈既济生活的朝代而言，笔者认为，沈既济应为唐吴兴郡（今浙江湖州）德清人，两《唐书》记载有误。”

　　至于两《唐书》为何要记载沈既济为“吴人”，大概是迁居导致生活圈的变化。嘉泰《吴兴志》卷十七“贤贵事实下”把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列为“德清人物”。康熙《德清县志》卷七“人物传”有沈传师的小传，后面的按语说：“按，武康之沈，至唐有既济者，实生传师。武康当既济时，析为德清久矣。故今德清乡贤之祀，首列传师，《唐史》乃叙作苏人，或沈氏中徙耶？”这就是说，德清人沈既济大概在苏州建屋家居，但籍贯依然是湖州德清。

　　关于沈既济的生平，据两《唐书》本传及相关史料略知：沈既济，进士出身，但何年进士及第不详，主要活动在唐代宗大历至唐德宗贞元时期。唐代宗时，任太常寺协律郎。德宗建中元年（780），因宰相杨炎引荐，诏拜为左拾遗兼史馆修撰。建中二年（781）十月，因杨炎得罪，贬官为处州司户参军，去管理户籍。兴元元年（784），因陆贽举荐，重返朝廷，后官拜礼部员外郎，最后卒于礼部员外郎任上，被追赠为太子少保。

　　两《唐书》对于沈既济的生卒年没有记载，现行较多采用约公元750～800年，但赵静考查了唐德宗贞元年间担任礼部员外郎的8位官员的履历，可以推定沈既济的大致卒年。其中韦武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在贞元元年至贞元二年之间，崔元翰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在贞元三年至贞元七年之间，唐次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在贞元七年至贞元八年之间，许孟容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在贞元十二年至贞元十三年之间，王仲舒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在贞元十三年至十七年之间，张弘靖和裴洎在德宗末。由此推知，沈既济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应当在贞元九年（793）至贞元十一年（795）之间。又因沈既济位终于礼部员外郎，所以他的逝世时间不应晚于贞元十一年。

　　沈既济是出色的史学家和小说家。《旧唐书》誉为“博通群籍，史笔尤工”，《新唐书》称其“经学该明”，可见他通晓经史，文笔畅达。作为一名史官，他主要撰有《建中实录》10卷和《刘展乱纪》1卷等，为时人称道，可惜已经散轶。他又忧怀天下，关心政局，以独特敏锐的政治眼光上疏论议，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疏论《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主要探讨了史书上武则天不应立本纪；《论增待制官疏》指出待制官不当增添，提出“收淹滞，先补缺职”的合理化建议；《选举论》针对唐代科举选官法的弊病，提出任有责成、疏导源流、以贤制愚、渐进式改革等观点，这些论述非常精辟，有理有据，展示了他的良史之才和胆识。

　　让人特别感怀的是沈既济的小说《任氏传》和《枕中记》。这两篇讽世小说，是沈既济写于被贬处州期间。建中二年（781），沈既济与一同遭贬的裴冀、孙成、崔儒、陆淳等人同舟东南行，昼夜闲聊，大家聚谈奇闻异事，营造轻松随意的氛围，以此释放心中的郁闷。大家一致认为沈既济所讲任氏的故事最为奇异惊艳，请他写下来。于是，《任氏传》诞生。

　　《任氏传》是一篇爱情传奇，刻画了美丽、聪慧与忠于爱情的狐精任氏形象。贫穷落拓的郑六，邂逅狐精任氏，娶为外室。郑六的亲戚韦崟听闻任氏绝色，欲行强暴，而任氏坚贞不屈。韦崟为之折服，彼此成为朋友，还经常接济任氏。任氏又助郑六谋划，谋取厚利。后郑六远行赴任，任氏预知此行不吉有灾祸，本不想随行，为郑六强邀而去，途中竟被猎犬咬死。故事缠绵悱恻，有现实生活的影子，更具浪漫的色彩。

　　关于狐精的故事，在六朝时就有很多记载，虽有记载狐精幻化为人，但仅仅是徒具人形，缺乏现实人的思想感情，而沈既济《任氏传》却塑造了一位具有普通人思想情感的狐精。任氏这一狐精形象，守志如一，抗拒无礼，“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至死”，充满了人性的光芒。《任氏传》第一次在小说中赋予狐精以美好的人性。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任氏传》是德宗大历以后唐代小说的新成就，是群峰中的第一个高峰。”它的诞生标志了唐代传奇（小说）进入了一个繁荣期。

　　《枕中记》所记“黄粱美梦”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唐开元年间，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道上客店与道士吕翁相遇，吕翁见卢生失意长叹而昏昏欲睡，就借他一个瓷枕。这时，客店主人正在蒸黄粱做饭。卢生就枕，恍惚中进入枕内，在睡梦中他娶大族清河崔氏女，登进士第，建功立业，出将入相，位崇望重；其间因遭人忌害，两度贬往岭南，终有惊无险；又家族兴旺，子孙满堂，年逾八十而病逝。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还没有蒸熟。卢生由此顿悟，所有的荣辱悲欢，不过是一梦而已。小说虽托梦境，实写世情，作者以梦幻的形式以及梦里梦外的极大落差来劝诫世人，莫要热衷于追逐功名富贵，当保持一颗平常心。所以，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

　　无论是《任氏传》，还是《枕中记》，都对后代的小说、诗歌、话本、戏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张读笔下许贞之妻李氏——多情美丽的狐仙形象，清朝蒲松龄优美动人的系列狐妖故事，溯其源流，何尝不是受到《任氏传》借狐魅以写人世的影响？《枕中记》为其后梦幻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无名氏的《樱桃青衣》和蒲松龄的《续黄粱》，都以梦幻形式编织而成。尤其是《枕中记》，自从问世以后，诸如“黄粱梦”“黄粱”“邯郸梦”等，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典故，而以“黄粱梦”为题材的话本、戏文也层出不穷，宋朝有话本《黄粱梦》（已佚），元朝马致远等有杂剧《开坛阐教黄粱梦》，明朝汤显祖著有《邯郸记》，这些都是《枕中记》的衍生作品。

　　在人生低谷的贬谪期间，沈既济凭借史家之笔，以传记的形式刻画人物，以史学叙事的方式描写情景，创作了《任氏传》《枕中记》两篇文言小说，从而奠定了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在《任氏传》中，他还提出了“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审美原则，开启了唐人的审美自觉，对唐代中后期传奇小说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

　　沈既济是唐朝传奇小说的第一座高峰，此后李公佐著《南柯太守传》、李朝威著《柳毅传》、元稹著《莺莺传》、白行简有《李娃传》、蒋防有《霍小玉传》……可谓群峰耸立、千嶂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