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胜在何处

　　□张林华

　　作家余华因为父亲身患重病，得上海瑞金医院医生抢救而起死回生，借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青春胜利了”的语境，发出了“生命胜利了”的欢呼与感慨（载于2021年4期《收获》杂志），在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共鸣之生，首先是因为我和余华共有一个身份叫“作家”，当然，我无意高攀，余华是大作家，虽然他自谦地称自己是作家里的“赤脚医生”，那是他在与一位更大的作家鲁迅相对而言。拿自己的文学成就比作普通的医生，自然是因为他确实曾经在年轻时当过医生，这就与同样在东瀛学医，后来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于是，余华总结道：“医学上鲁迅是海归，我是赤脚医生，文学上我还是赤脚医生。”这是一句很文学的话，讲得很艺术，含义够丰富。事实上在我看来，就文学成就而言，余华早已是公认的名医了，即使他谦认是“赤脚医生”，那也是方圆数百里村庄都知晓的人物，是赤脚医生队伍里的“田春苗”。

　　当然，仅仅是同为作家，共鸣不至于强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另一个出奇相似的经历：我与他，同样有一位不幸身患重病的父亲，又极其有幸地遇上了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上海医生，得以重生，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这是父亲之幸，也是为儿之幸，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是生命之胜！

　　我的父亲，是一家地方国营厂的普通工人，在某次劳动中出了严重的工伤事故。上世纪70年代初，县医院的条件实在有限，对这样伤及椎骨的重病，完全是一筹莫展。这相当于给年轻的父亲判了死缓：他的大半辈子，极有可能会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工厂因此已在考虑给父亲办理工伤残疾证。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事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好在是天无绝人之路，由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响应领袖号召，下乡巡回医疗，恰好来到父亲厂子所在的小集镇卫生院。医疗队本由内科医生组成，专为治疗血丝虫病（俗称“大肚子病”）而来，我父亲却不由分说找上门去求助，实在也是病急乱投医。万幸，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黄文义医生。

　　黄医生不仅没有因专业所限而直接回绝父亲的要求，反而极其耐心地、反复地看着X光片子，甚至还慎重地走出屋子，将片子举在头顶，在蓝天的反衬下，细细端详、思考着，然后进屋，一字一顿地说出一句在我父亲听来却如酷暑惊雷一般的话：“张师傅，您的骨伤应该可以动手术治好的。”

　　我相信黄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已经在一片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即使这个积极的信号相对微弱，甚至存在风险，但是医生细心捕捉到了这一点点信号，而且大胆提出独立见解。当然，黄医生处事也很谨慎周到，回到上海不久，他特意找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外科权威，恳请他确定了救治方案，又争取到同院的另一位权威的外科医生亲自主刀。事后的一切证明，正是得益于上海医生们的团队接力协作，通过精准的会诊和治疗，让一个原本微弱的积极信号放大，最终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手术进行了差不多近8个小时，首先需要从骨盆切割下一块直骨，再接到那受伤骨折的背椎骨上。父亲做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手术时，我刚读一年级，少不更事。除了突然被告知爸妈要出差上海一段时间，很不情愿地被转学到乡下村小读书，由外婆照看外，无从体验这一惊心动魄的家庭变故。若干年后，我才渐渐明白，遇到黄医生这样的上海名医，对父亲，对我，对我们全家，都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有没有好好地酬谢一下医生们？“人家可是正人君子！”父亲总这样回答：黄医生挺和善的一个人，但一听到我有这样的意思，立刻变得一句话也不愿多说了，我曾经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家庭住址，送去一袋螃蟹，黄医生也坚辞不受，推来推去好多回，这才勉强收下了，还特意悄悄地交代夫人出门买来一盒大白兔奶糖回赠，让我们很是不好意思。论价值，这用漂亮铁盒包装的奶糖，可大大超过我买的网兜里的这几只螃蟹了。不仅如此，还有特别让我们意外的事，大约过了一月左右的某天，我忽然收到黄医生的一封信，信里除了关照我注意休息好以外，竟夹了20斤全国粮票，实在让我们感动得不行。要知道，在那个物资紧缺、供给计划的年代，全国粮票可是个宝贝啊！这份情义，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啊！

　　岁月如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还珍藏着医生们确定医疗方案的便条，以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病历、票据，令我很意外，也平添一分感动。翻看着那些已经发暗发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纸条，我看到了一份医者与患者之间真实可感的浓浓情谊，也分明感受到由此折射出来的、无形却实在的医德。“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华序》）诚然！

　　我父亲今年已八十又五了，腰上的伤痛从没有复发而折磨过他。退休以后，他迁居乡下老家，空余侍弄起屋旁的一块菜地来，弯腰劳作是每天的必修课，他因此越来越频繁地感叹起他健康的腰来，然后念叨黄医生们的好。父亲大半生为人正直，遇事体谅他人，所以人缘不错，但凡得人夸奖，他总是说，我也得到别人的好，所以出手帮帮别人是应该的。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这一场大病与救治的经历，大大地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观。

　　医术与医道，一定是文学所关注与描写的领域。余华的文章里也谈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关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

　　余华的话我基本认同，不过我认为，医学与文学间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够传递温情与三观。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或者说对人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医学的核心在于“人道”，人道精神与人性之美，是理想的医疗呈现给世界的灿烂之花。白求恩曾说：“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有任何病人被漠不关心地认为是一个生物，手术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医者治病，与死神搏斗，救人生命于危急时，确实完全配得上说是生命的胜利，而医者若能在医疗中传递关怀，甚至人文精神，那就是患者精神意义上的生命胜利，是更为难得的胜利。

　　不能不承认，尽管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多数疾病还是无法根治的。因此，医生能够给予病人的，除了必需的治疗，还有更多的安慰和帮助。就像美国著名医生爱德华·利文斯通·特鲁多的墓志铭写的那样：“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不知道黄文义这几位上海医生是否还健在？但愿！按父亲的年龄推算，如果健在，应该也都接近于或已是百岁老人了。那么，我要衷心祝福几位医界老人健康长寿！

　　——以一个受益者的名义，更是以一个公民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