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逸闻趣事若干

　　⦾两浙人物　□叶胜舟

　　竺可桢对学术讲演要求严格，言出有物，论必有据。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屡次请他来所讲演，总为其婉拒，就让谢觉民去请并想知婉拒原因。竺正色对谢说：“你们是研究所，不能随便讲的。你回去告诉黄所长，给我三个月时间，讲一次好了。”三个月后，竺如期到所演讲，演讲文章还发表在地理所的《地理》刊物上。（谢觉民《忆吾师竺可桢——为纪念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

　　竺可桢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考证有些诗人“但求字句之工，不求事实之正确”“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例如质疑唐朝钱起的诗《赠阙下裴舍人》首句“二月黄莺飞上林”失实、“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因为“唐代首都在长安，黄莺是一种候鸟，至少要阴历四月底才到长安，这句诗里的景色，无疑是杜撰的。”（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利害与是非》）

　　1940年底，教育部长陈立夫到遵义视察浙大，竺可桢接待很简单，既不摆宴，也不送礼，只让陈部长自行到各处走走看看，然后作一次演讲。陈在演讲中批评浙大学生校纪不严、校风不佳，“在一处地方见到很多烟蒂，学生居然吸烟成风”。坐在陈立夫旁边的竺可桢一听，马上插话反驳：“个别学生吸烟是有的，要说‘吸烟成风’，这是夸大的，因为这里生活条件很艰苦，学生手里没有钱，不可能都去买烟吸。”

　　竺可桢经常检讨自己，“吾日三省吾身”，甚至自责“可耻”。例如1936年，与朋友们一起贺陈布雷母亲七十冥寿，他在日记中补注“至今思之可耻之事”；1962年，参加科学规划综合组会议，他到会场才拿到讨论提纲第二稿，没时间仔细看，发言时“提意见关于农业支援提的不够，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加扩充”，在日记中反省“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可耻之至。”（《竺可桢日记》，1936年10月14日、1962年9月6日）

　　浙大1940级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叶笃正在建国初期，协助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竺可桢处理学会的工作。有一次，他为一件具体工作提醒老校长，竺不仅采纳了学生和下级的意见，而且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叶笃正《〈竺可桢全集〉序》）竺可桢的最后一部著作《物候学》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是把专门学问写成科普著作的范例；1961年写的一篇《向沙漠进军》，曾被选入中学语言教科书中。（施雅风、许良英《竺可桢传略》）

　　他对孩子有宽容的一面，尊重孩子的爱好和择业，自己是卓越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6个子女没有一人继承他的专业；也有严肃的一面，要求读小学的小女儿竺松“每天上学放学时，从什刹海旁走过，注意观察一下，哪天冰开始融化”“哪一天什么树开什么花，你也留心一下”，而且“不能马马虎虎的”“不要开玩笑”。（强江海《父亲竺可桢：爱得刚刚好》）

　　他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年轻时即掌握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60的竺可桢为方便直接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又开始学习俄语，除了听广播俄语讲座，还请一位俄籍家庭教师每周两晚辅导。“不服老，坚持了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能阅读俄文科技资料了。”（陈汲《我的丈夫竺可桢》）

　　竺可桢历来守时，主张开会紧凑扼要。但他的哈佛老同学、浙大理学院长胡刚复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刹不住车。浙大师生都摸到规律、尝到“苦头”，午饭时间远远看见胡院长都退避三舍，就怕万一被他逮住，说起来没完没了，中饭都吃不成。

　　有一次，胡刚复在纪念周集会上演讲，老毛病复发，快到中午吃饭时，还滔滔不绝。台下听众已不耐烦，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开小会。竺校长几次给他打手势，希望快点结束，可他还是“再讲几分钟”地一拖再拖。竺校长忍无可忍，当头棒喝，说出大伙心声：“你是物理学家，怎么开会讲话不用物理时，偏用天文时！”一把将胡院长拖下台去，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多年后，浙大校友记不住胡院长到底讲了什么，唯独竺校长这句话记得十分清楚。（吕洪年《竺可桢校长二三事》）

　　他祖籍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区），和宋庆龄一样家乡口音很重，英语比国语说得更流利，所以有不少相关的趣事。20世纪80年代，美国浙大校友每年有两次聚会，聚会的压轴戏是由一位会口技的同学，用绍兴口音模仿竺可桢讲话，校友们听了乐开怀。

　　竺可桢对浙大学生演讲，有两句口头禅：“因此的话”“这个的话”。与他同乡的谢觉民听力无碍，外省人就惨了。谢的女友阚家蓂是安徽合肥人，也在浙大求学，后一句口头禅就听成为“贼骨头哇、贼骨头哇”，真是差之毫厘，去之千里。（谢觉民《忆吾师竺可桢——为纪念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

　　1947年初，竺可桢访美时遇见多年不见的哈佛同窗、我国语言学泰斗赵元任。赵大师一听他说话乡音依然如此重，就责怪：“你怎么还是不改说国语呢？”接着很有把握地说：“我来教你，保证三天就能学会。”可是第一天下来后，赵就泄气地嚷嚷道：“不可教也，不可教也。”很快死了这条心。（竺安《回忆父亲竺可桢》）

　　浙大1935级电机系学生刘奎斗是辽宁人，聆听竺校长训话，“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到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刘奎斗两次进出浙大、两次投笔从戎、两次勇赴国难，竺可桢称赞不已。

　　刘奎斗1937年秋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11月带领浙大学生洪鲲、程羽翔等11人参加浙东战场游击队，一律委任为上尉训政员。1940年随第5军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后，初秋返校在机械系复学，1942年夏毕业。1943年春又加入远征军，竺可桢特杀一只老母鸡为他饯行，紧握他双手久久不放，企盼凯旋。

　　1944年3月9日，新编第22师战车第1营在缅北瓦鲁班之役中攻破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缴获敌师团关防大印。刘奎斗时任战车第1营补给连连长，缴获敌两辆装甲车，因此荣获六等云麾勋章、升任战车指挥部参谋主任兼技术部主任。战后他盖了一个关防印模随函寄给母校报喜。

　　竺可桢将刘函和印模张贴在学校布告栏内，校园沸腾。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缅甸孙立人将军兵士入瓦拉本，获敌十八师团关防一颗，殆即刘奎斗君所云是也。”又据刘奎斗致程羽翔函，描述了刘此役战功，“刘所带的是四十辆卡车和四辆指挥车，在森林冲出一条路，与敌战时，全不见敌人。但冲过时压死敌人五十余”。（《竺可桢日记》，1944年3月9日、4月10日）

　　1997年浙大百年校庆之际，曾任台湾浙大校友会会长的刘奎斗卖掉自己1200平米土地，将所得200万美元全部捐赠母校建造国际教育大楼，始终不同意以他的姓名冠名，而以“竺可桢”冠名，同时捐赠建造竺可桢纪念馆，以此表达对老校长的深情与敬仰。此后得知建设费用不足，他又拿出全部积蓄追加捐款60万美元。他乐捐善款，甘守清苦，2000年5月回母校参加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落成典礼，“穿的毛线衣肘部有一个四五厘米的破洞，他却不以为然”。还说，“我不是富翁，只是几十年在国际商贸活动中节俭从事，积累了一些资金”，“我不想把积下的钱给子女，而是乐意捐给母校建造大楼，以便唤起后学对敬爱竺校长的崇敬。”（杨达寿《爱国爱校爱竺公的典范——纪念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刘奎斗先生百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