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谋职的单位毗邻上虞最具特色的鹤琴幼儿园，上班的时候，常能看到孩子们活泼的身姿、听到嘹亮的歌声。还有很多孩子就读于鹤琴小学。区政府所在的百官街道曾有一条胜利路，1892年3月5日，陈鹤琴即诞生于此，当时叫作百官镇茅家弄，前几年因为胜利路名太滥又不想忘了陈鹤琴，因而改名为鹤琴路。

　　对于教育界来说，陈鹤琴是一位绕不过去的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专家，被称为“现代儿童教育之父”，功绩仅从《陈鹤琴教育文集》《陈鹤琴全集》等煌煌巨卷中就能见一斑。对于绍兴人来讲，有如此成就的陈鹤琴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乡贤。在鹤琴幼儿园和鹤琴小学的校园里，都有一块镌刻了“一切为儿童”的大理石碑，陈鹤琴的思想、理念和执着，静静地凝聚在这五个字上，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的“狮子说”。

　　（一）

　　陈鹤琴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是极大的潜在力量。许多人心中的‘狮子’是沉睡着的，所以纵有极大的潜在力量，也不能发挥出来。教育的任务，就是把这种糊糊涂涂、浑浑噩噩的‘不觉’转变为‘自觉’，唤醒学生心中的‘狮子’，使他获得力量”。

　　陈鹤琴8岁入私塾，一直读到14岁，当时的老师大抵只管读不讲书，他认识了三四千字、背了好多古书，虽然陈鹤琴都是鸡鸣即起、刻苦努力，但囿于时势，大家读的只能是“死书”，很多人“学了几年，一封信、一张字条也写不通”，知识转化不了力量。忆起当初的情景时，陈鹤琴不禁叹道：“这种教育实在是害人，今日思之，唯有惋惜、感慨、痛恨而已。”但对传统教育中有益的部分，如因材施教、个别教学、行重于学的主张他还是肯定的。

　　15岁时，陈鹤琴在姐夫和四哥的资助下，考入杭州蕙兰中学。在那里，陈鹤琴的视野得以打开，他不仅学习了语体文和各种现代新知识，还深受“爱人人爱，敬人人敬”“有志竟成”等思想影响，立志追求现实的人间美德，确立存世当以无我为隐名、以服务为宗旨的人生观。1910年陈鹤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年后，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在清华学校内，陈鹤琴首次开设“校役补习夜校”，还在清华园西南的成府镇为失学儿童办了“义务小学”，在校期间的两次办学创举，是他日后献身教育的“小试水”。

　　1914年，陈鹤琴与陶行知等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与鲁迅、郭沫若一样，陈鹤琴原先也是准备学医的，但他马上意识到，挽救积弱的祖国必从教育人做起，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认准这一条后，陈鹤琴在美国的5年留学生涯中，广泛吸取各类知识，特别重视学习科学实验和启发式教育方法。他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等，汲取了很多先进教育理念，夯实了成功的基础。1919年8月，陈鹤琴回国，9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从此开始了他适合中国国情新教育的探索之旅。

　　（二）

　　1939年，陈鹤琴在他主编的《小学教师》月刊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活教育”思想，这是他21年来从事儿童心理研究及儿童教育实践的总结，至40年代，“活教育”思想终成成熟的理论体系。陈鹤琴认为应当使得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教育，要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激发大家心中狮子的力量，检讨既往、策励将来，集中力量改进环境，创造社会，建设新国家。

　　陈鹤琴把“活教育”概括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说，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首先要教人如何做人，而且必须从小教起、从小教好，关键是小和好。他还总结了“活教育”的“从小到大、从人治到法治”等13条基本原则，现代社会特别重视的学前教育，若从教者能撷取其中之一条，深学细研，也当受益无穷了。在第5条“从不觉到自觉”的阐释中，陈鹤琴再次强调，教师的责任是启发学生自觉，唤醒心中的狮子，发挥每个学生源在的力量。

　　（三）

　　陈鹤琴一向认为，要办好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而中国化的幼教师资，必定要中国人自己来培养，必定要改造旧的师范教育。

　　1939年冬，陈鹤琴在地下党的关怀下逃脱汪伪特务的暗杀，离开“孤岛”上海到达重庆，国民党教育部要他当国民教育司司长，他表示“要做事，不做官”。1940年，陈鹤琴应江西省教育厅长之邀去江西办学，决意在江西开办中国第一个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以实现他培养中国化幼稚教育师资的多年愿望，实现他渴望办“活教育”的理想。这就是中国幼教史上著名的文江幼师的来历。

　　为创建这一新的幼稚师范教育，培养“有思想、有认识、能实干、能苦干的教育斗士”，陈鹤琴在江西泰和县文江村的一片荒山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当时陈鹤琴已近50岁，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驱使他以无穷的力量去和困难作斗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原答应拨给幼师的建校经费是65000元（法币），后削减为25000元，还不够盖一幢宿舍。怎么办呢？陈鹤琴邀集了一批热心的教师，招收了百多名热情好学的女学生，带领大家组成一个个“幼狮”（幼师）小组，披星戴月、披荆斩棘，边劳动边学习，决心将“荒山辟学园”。不到一年，松林中一只雄壮的“幼狮”——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诞生了。1941年11月，陈鹤琴夫人俞雅琴带着秀云等4个孩子从上海来到江西，他们看到的陈鹤琴，“他的头发花白，时光和劳累在他脸上刻下了皱纹，但精力仍是那样的充沛。大家都称他为不知疲倦的校长”。当时到过文江的人无不惊叹文江的美丽，不少文化教育界人士经过江西这里都要停留下来，夏衍、于伶等老一辈都去过，学生们还演出过他们的著作《万世师表》。

　　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的校牌悬挂在两棵大树之间，另一条通往校内的大道上，则横挂一块刻着“小狮子”模型的校徽牌，象征着陈鹤琴校长提出的发扬“小狮子的精神”。这种猛狮般的精神在建校劳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陈校长亲自创作了校歌的第一段：“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松林中响的是波涛来去，山谷间流的是泉水清漪……陶冶我们的真性灵，培养我们的热情绪……”校园中央树立了两块大牌，一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一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陈鹤琴在这里和他的学生、同事一起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出真知”付诸行动，辛苦并快乐着。

　　“幼师”的校徽是一只狮子，同学们在迁校前出的墙报中有《狮子林》，歌咏团中有“醒狮团”，狮子成了学校的象征。陈鹤琴常对学生谈起拿破仑的名言“东方有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鼓励同学们要有狮子的搏斗精神，改造环境，服务社会，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同学们在校经常唱的也是《前进的幼师》《新的女性》等歌曲。学生刘坤珍等同学还记得，3年毕业后，陈校长用质量最好的纸和墨，为同学们题词：“勤劳一日，可得一日之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之长眠。”

　　1943年春，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但是不久，日寇进攻江西，学校先搬往赣州，又转至广昌。在迁校过程中，师生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坚持办学，在学校所到之处，撒下了幼教的种子。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力争幼师全部迁沪，但只有专科部被批准，陈鹤琴就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上海幼稚师范学校及附小，继续他的中国化幼稚教育的实验。

　　（四）

　　狮子心是需要被唤醒的，一旦醒来，力量巨大而深远。

　　比如他唤醒一分孝心。陈鹤琴童年时代生活艰难，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道中落。母亲陈张氏善良勤劳，常用民间美德故事和谚语教育子女，在陈鹤琴心中铭刻下对父母要孝顺、待兄弟要友爱、对穷苦人要有同情心等想法。艰难的生活磨炼和慈母的教诲，孕育了陈鹤琴充满爱心的心灵和朴实进取的性格。他的第一个孩子陈一鸣回忆：“我小时候，有一天我坐在小凳子上，祖母在旁边站着，父亲看见就对我说：‘一鸣，拿把椅子来给娘娘坐。’我立刻照父亲的话搬椅子给祖母坐。”这一句话，他的儿子记住了一辈子。这也是陈鹤琴“活教育”思想中的原则之一——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活教育的理论反对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教学，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实干，在实干中求知。环境很重要，陈鹤琴还以游泳为例，说明在陆地上学游泳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到水里还要溺死；又以烧饭为例，说明单单在教室里讲饭怎样煮，菜怎样烧，鱼怎样煎，肉怎样煨，学生也还是不会烧。所以，一定要使学生“在适当的环境之内，得到相当的学习”。

　　还有，唤醒一分感恩心。1943年暑假，欧阳亨吉在江西的国立幼师毕业，由学校安排到重庆的国立幼儿园工作。抗战时期，从江西到重庆交通极不方便，亨吉又在病后，千里迢迢，十分为难。正好此时校长陈鹤琴因事赴渝，便约她同行，同行的还有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一路上，年过半百的陈鹤琴旅途本已十分劳累，但还是处处照顾学生，王造时看到这些，深受感动，他对陈鹤琴说：“你真正是教育家，如此关心学生，师生关系如此融洽，真是难能可贵。”在旅途中，还有一件小事也让欧阳亨吉永志不忘。“车过贵阳，有一次我到校长的车厢去坐，校长给我茶喝，我说：‘不喝。’校长面带笑容，但又略显严肃地对我说：‘亨吉，你应该说，谢谢，我不喝。’我知道自己失礼了，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但从此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不忘记说‘谢谢’。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还是坚持这样说。在工作中，我也从来没有忘记对孩子的礼貌教育。这件事，对我可说是终生不忘的深刻教育。几十年来，我一直按照校长‘敬业、乐业、专业、创业’的教导 ，在幼教工作岗位上勤奋耕耘。”这么微小的一件事，陈鹤琴不会记得了，但他的学生记住了、实践了，又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20世纪初期，绍兴先贤王子余创办《绍兴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移风易俗，将自觉的革新意识和旗帜鲜明的启蒙知识传播给社会。这一时期，年轻的周作人在此报上投稿，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走向“自觉”的历程：“看《国民报》两册，词意危竦，一字一血，睡狮睡狮，曷其醒焉。”通过报刊的阅读，周作人共享了当时知识界的亡国危机意识。1903年9月11日，他与鲁迅途经上海，看到公园门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难抑愤懑和屈辱：“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栏，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绍兴的几位杰出乡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都将唤醒心中的狮子当作了自己的重大使命。一个多世纪已然过去，在新时代，我们更要齐心协力，呼唤美好的明天，记住他们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