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小麦饼
杨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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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铁金
在永康,流传着一首老歌谣:“小麦饼,肉筒筒;纳侬吃,勿识人。”薄薄的麦饼,卷夹了白切猪肉招待客人,是当地一种规格很高的礼节。
小麦饼,之所以以“小”冠名,并不因为它是年少的麦饼,只是它长得单薄,薄得就像一张干枯的荷叶平摊在桌子上,又像一棵树桩的横截面,叶的脉络与树的年轮依稀可见。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坐具,或者卧具,甚至是一床被阳光染色的被单。它成为食物的盛体,你将喜欢的条儿、蛋儿、片儿放上去,卷成了一个直筒。小麦饼怀着太阳与大海的结晶,拒绝那些条儿、蛋儿、片儿带着海水提纯物。翻卷的时候,要将下面的裙摆提起来,裹上去,免得你竖起来的时候,跑冒滴漏。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小麦饼一直是永康人年礼中的上品。新女婿的第一个春节,一定要给女方所有的至亲长辈,送上一份麦饼肉。年初一晚上,出嫁的女儿忙着准备明天回娘家的礼物,总要煮上一大锅加了酱油、料酒以及各种香料的猪肉。这肉取自本地猪“两头乌”的臀背部,皮嫩肉厚。切成大块,正方的皮,尖锥的瘦,中间一层是厚厚的肥,像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
皮肉烂到能插进筷子,从锅中趁热捞出。肉块的塔尖向下,塔基朝上,三四块油脂饱满的肉挤成满满一碗。待它们渐渐冷却,溢出碗口的金黄猪皮绷成半个球面,雪白的油脂、黄褐的胶原蛋白填充其间。肉块紧凑相连,即使碗底朝上,也不会掉下一点肉末,洒下一滴肉汁。
将一斤小麦饼,分成两份,各自对折,各形半圆,径相挨,弧在外,完全遮盖住碗中肉。一碗送给尊贵长辈的春节礼物——麦饼肉就这样诞生了。
那时候的家庭主妇大多都是自己烤小麦饼。新媳妇遇上一个手巧心善的婆婆,是人生一大幸事,回到娘家可以扬眉吐气。倘若麦饼没烤好,也会受到娘家人的鄙视。其实,烤小麦饼不仅有手艺问题,也有麦面问题。
江南雨水多,并不是麦子的好去处。农谚说“旱冬麦、滥冬菜”。雨水多的年份不能种麦。特别是到了麦子生长的后期,因为高温、高湿,麦子在本地容易得病,容易倒伏。收获季节雨水多,又影响着麦面的品质。本地麦面不够白,不够粘。一些家境较好或是没有种麦子的人家,会用上洋麦面,那绝对又白又有粘性。绝大多数农家都是自己种麦、磨面,做小麦饼。巧媳妇坚持多年的土面、土法,和、摊、烤的功夫也就日渐增长,可以和芝英、古山等大地方售卖的小麦饼媲美了,终于赢来娘家人的眉开眼笑。
小麦饼讲究咸淡、厚薄、硬糍、柔脆相宜。在麦面里加盐,可以保鲜,也能增加韧性。
等媳妇变老,自己做了婆婆,手脚不再利索,加盐没有准头,面摊不均匀,儿孙们就会嫌她烤的饼太咸、太厚。她叹一口气:“小孩子说不好吃,那就是真的不好吃。不烤了!”
到现在的时节,要吃小麦饼的,大家就上店里去买。店里的小麦饼都用洋麦面。卖饼,按个论斤,不上秤。早些年20个算1斤,现在16个算1斤。
小麦饼拿回家后,找块干净的白布(现在一般用食品级塑料袋)包好,放上四五天不会变质。随时拿出来食用,一样的松软,有嚼劲。
我妈妈至今还保留着两个烤小麦饼翻身用的圆圆土布抄手。烤小麦饼时,用它将摊开的面放进锅里。轻轻一压,面就紧贴热锅,不但受热均匀,饼身还被热的锅底压出密密麻麻的针脚。星星点点,有规则的焦黄花纹。再反个面,一张散发着麦香的薄饼就成了。
它圆如小荷叶,径不超筷子长。薄如一张黄草纸,叠放着,供人揭取一个。摊开平放在桌上,夹上油炒淡萝卜丝、油剪淡豆腐条、白煮鸡蛋等物,卷起来就可以往嘴里塞。不会吃的人,下面的开口端就会有汁和菜滴落,弄得手忙脚乱,很是尴尬。会吃的人,是将麦饼卷平放略翘着,一手握着卷筒,一手轻拈饼筒下端,菜汁就不会往下滴。唇嘴轻轻送咬,也算是一种比较文雅的吃法。
不过在餐桌上,美食常常会让人忘记吃相。喜欢吃小麦饼的总是满口流油地吃了一个又卷一个。小麦饼有韧性,有香味,有嚼劲,可以跟各种荤素搭配,既能吃饱,又不影响尝鲜。
它还能够存放较久,过去永康的手艺人常带着它出门。在陌生的路旁,拔上一个萝卜;在他乡的檐下,架起一个紫铜罐。煮上一罐汤,豆腐条、青菜梗、白煮蛋一股脑儿地放进去,烫熟,用筷子捞出。从布袋子里掏出家中媳妇亲手烤出叠过的麦饼,揭起薄薄的一张,犹如写满思念的书信,置于掌心久久凝视,热泪与热菜,都卷了进去,暖暖地吃着。
现在的永康人早已告别了肩挑行担“走四方”的生活。小麦饼成为了一种乡愁记忆,刻印在永康人的基因里。
江南稻作,但并不影响永康人对于面食的热情,麦饼、馒头依然是本地人的日常饮食。这是我们身上流淌着北方移民血液的缘故吗?据家谱记载,我的祖先来自河南开封,是北宋末年过来的。他们念念不忘的大概就是散发着麦香的馍了。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做过乞丐、郎中、塾师,从居无定所到开地种麦,恪守“耕读传家”的训示。那些在科场中出息的人,又带着家眷到别地谋生。家是稳定的,也是流动的,唯有文化长存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