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说“戴高帽”

　　□赵畅

　　据《北史熊安生传》载：北魏有个叫宗道晖的儒士，他平时喜欢戴高翅帽，穿一双大木屐，每逢州将等上级官员到来，他都要以这身打扮去谒见。见到官员时，又总是向上仰着头，举着双手，然后跪拜，一直把头叩到木屐上，并自夸说学士比于三公。

　　“戴高帽”一词的由来，不知是否与上诉故事有关。“戴高帽”至少有两种形式：喜欢别人言过其实称赞自己的，叫做好“戴高帽”；而肉麻地恭维别人的，则叫给人“戴高帽”。

　　无论是自己接受“戴高帽”，还是主动给人家“戴高帽”，可谓各怀心思，各有目的。对接受“戴高帽”者而言，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戴”上别人相赠的“高帽”，更多是为了满足自我不断膨胀的虚荣心；对主动给人家“戴高帽”者来说，则无非是为了赢得别人的一丝好感，并借此得到一点恩宠和关照。

　　有道是，“高帽”是以吹捧为针线，以虚假为材质缝制起来的东西，在明人眼里，它就是“皇帝的新装”。既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热衷接受“高帽”或赠送“高帽”呢？关键在于，制作“高帽”者因为挠到了人家的“痒处”，而且一本万利——颇有一些人也因此尝到了甜头，达到了目的。于是，在彼此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愿随便捅破的氛围里，任了“你情我愿”的推波助澜，“戴高帽”之风也就大流其行了。

　　其实，联系现实生活，也还存在着第三种形式的“戴高帽”，亦即自己为自己制作并“戴高帽”的现象。至于原因么，或许是因为暂时还无人给自己“戴高帽”，而又生怕不被人尊重而招致冷落，于是，不惜自己动手搞点动静。殊不知，“高帽”也不是随便可戴的，如果名不副实，到底是会闹出大笑话以至于“压死”人的。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说他曾经认识一个土财主，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土花斑驳的古鼎，据说是周朝的，他叫来铜匠把鼎上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土财主，之所以买周朝的古鼎，无非是想给自己“戴高帽”——除了是在炫耀自己有钱，更在标榜自我有眼力、懂收藏、会欣赏。本来不给自己“戴高帽”也就算了，可一经摆在客厅里，于是难免出尽洋相。你想呀，这个“把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的古鼎，还算是“古鼎”么？连收藏和欣赏最基本的规范和起码的要求都不懂的人，又怎么有资格给自己戴上鉴藏家的“高帽”呢？难怪鲁迅先生不无揶揄地说：“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摒除“戴高帽”现象的发生，关键在于拒名利、懂自知、守警觉。名与利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戴高帽”，皆由名利诱发，被名利绑架。有副楹联说得好：“若不撇开终是苦，各自捺住即成名。”上联告诫我们，为名缰利锁，必然苦海无边；下联则提醒我们，只有驾驭自我，才能拥有真正的操守。看淡名利，对外物不渴求、不占有，修一份简单，得一份知足，则自能与“戴高帽”这一欲望之念绝缘；强调自知，这是因为自知是一种智慧。诚如老子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了解自己、战胜自己，自知比知人更智慧，比胜人者更强大。若能臻于自知的境界，即便你有钱有权有势，你照样能自觉做到不摆谱，绚烂已极，归于平淡。“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戴高帽”，说白了，其“拍马”正是为了“骑马”。因而，为了避免被“骑”被“欺”的尴尬，我们就须抱守一份应有的警觉，对无故献殷勤而送“高帽”的行为，坚决予以回绝。若没有了送“高帽”的市场，“戴高帽”的现象则必然慢慢消失殆尽。

　　想起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他平日对玩圈儿自称“高手”者，都面无表情地听，从不夸耀自矜；而对朋友当面恭维他是收藏家时，他总是连声回答“实不敢当”。抱守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一谦逊之道的王世襄先生，其对待“戴高帽”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