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台谏与公议

　　□吴钩

　　宋人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宋代的治理特点。我们先来说“尚议论”。宋朝以“异论相搅”为施政原则，主张各种意见展开交锋，“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君主居中裁决，择善而从。在宋代的朝堂中，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常见。宋代有一个惯例：“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宋·徐度《却扫编》）朝廷政令的出台，要经过充分的议论，并遵从多数意见。这多数意见，宋人称之为“公议”。真宗朝时，皇帝在与宰相李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提醒皇帝要敬畏人言、公议。

　　宋人认为：“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所以，君主的美德乃是“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宋·苏轼《苏轼集》）。也因此，当宋宁宗出现威福自擅的时候，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书质问皇帝：陛下所作所为能“尽允于公议乎”？宋人又认为，宰相应该拥有“专任独决”的治理权，但同时，宰相必须服从公议，若一项政策“中外人情交谓不可”，那么政府就要停止执行，而不是“沮废公议”，一意孤行。

　　程颢甚至设想过将“公议”建制化，成立一个以议政为职能的机构：“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贤，必招致优礼……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画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这个“延英院”，已经相当接近于近代议院了。

　　“延英院”最终没有成立。不过宋代已经有建制化的代表公议的机构，那就是强大的台谏系统。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公议”与“台谏”几乎是一对同义词：

　　“道天下之公议者，谏官御史也”；

　　“台谏，公论之所系也”；

　　“台谏者，所以主持公道者也”；

　　“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议”；

　　“公议所发，常自台谏”；

　　“任用台谏官，以求天下公议”；

　　“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北宋谏官刘安世即以“天下公议”的代言人自任：“台谏之论，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之所是，台谏必是之。公议之所非，台谏必非之。”刘氏以直谏闻名，有“殿上虎”之称。苏轼也说：“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宋代的台谏，实在是已经有了几分议员色彩。

　　在常态政治下，公议的机制可以避免产生严重的施政错误。不过在特殊状态下，比如改革时刻，公议机制则容易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宋代的政治确实产生了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决策，宰相说可行，台谏说不可行，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争论多日，还是无法付诸实施。因此，王安石要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变法，就不得不压制公议：“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他宣扬“人言不足恤”，也是想鼓动宋神宗不要受制于公议的约束。但王安石变法，恰恰因为无视反对派的异论，导致恶法横行，使宋朝政治受到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