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书信的重量

　　□江南布衣

　　一封书信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放在手上可以感知它的重量。打开那粗糙的纸张可闻到残留的墨香，透过那些端正或凌乱的字迹，可以想象写信人当时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轻快喜悦嘴角上翘，或眉头紧皱忧心悲伤。写信人遣词造句都用心斟酌，下笔小心翼翼，情感跃然纸上。真实的文字，诚挚的情感，这就是传统书信的魅力。

　　淮阴博物馆收藏有一封于右任的家书，时间是1937年11月16日，当时淞沪会战已呈定局，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武汉。局势的恶化令于右任辗转难眠，凌晨五点给留学国外的儿子写信：“望德：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如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心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粪。汝以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瞩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右任，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于南京。”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做过陕西都督，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后，他就出任监察院院长，一直到病逝台湾前都任此职。久居高位竟连儿子回国的路费都凑不齐，为官一生的清廉自律不言而喻。这封家书写得平白如话，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忧国忧民的至情，连能替国家省几文钱都挂在心上，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令人感动不已，由衷敬重。

　　家书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长辈通过一封封家书，把人生体验、道德修养传授给后代。而一些优秀的家书就饱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如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留下的数百封家书中，既有过日子的窍门，还有治国齐家的理念，更是他思想情感、军事谋略及为人处事的完整体现。而《傅雷家书》则更接近于一部文学作品，完整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注重与追求。

　　以书信为纽带传达了人们对真理和艺术的思考，对朋友和孩子的期许，对亲人和爱人的深情，那些纠结和顿悟、忧伤和喜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就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历经劫难的黄永玉与曹禺两位大师重逢，黄永玉给曹禺写了这封信。性格刚直、执着艺术的黄永玉在信中坦然直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你心不在戏中，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曹禺阅后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写道：“你指责我近三十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他将黄永玉的信装裱起来，以便随时翻阅，作为自己创作的动力，“在我疲乏时，在我偶尔失去信心时，我将从你信中看见了火辣辣的词句，它将促使我拿起笔再写下去。”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浮躁喧嚣的现实面前，努力保持浑然天成的纯朴，赤子之心赋予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独立人格。黄永玉就属于这类人，他在信中坦诚相见，言词直率尖锐；而曹禺先生毫不计较，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两位大师的人品襟怀令人敬重叹服。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各种媒介信息令人目不暇接，与书信相比，其特点是快捷、直观，5G技术的普及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向往的“天涯若比邻”实景。然而，正因为这些便捷的通讯工具，人们对于信息的重视程度反而降低了，对于传递的信息更随意任性，不像古人那样写信时全身心的投入。虽然我们用来书写的工具变了，但不变的应该是中国人的礼仪和情怀。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与自己人生有交集的人，无论你是发微信或上头条，都要多一点礼仪，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文化，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