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道理最大”

　　□吴钩

　　在宋人的观念中，皇权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呢？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答案：不是。赵宋立国未久，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宋朝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即意味着：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权之上，还有“道理”更大；皇帝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这确实是宋人的看法——宋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只要道理在“匹夫”这一边，那么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

　　从“道理最大”的典故，南宋的理学家又推演出一个完整的宋代“道统谱系”：“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敦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

　　“道统”是宋人率先提出来的一个政治学概念，与君权所代表的“治统”相对。宋人相信，远古时代的“三代之治”，是“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想形态，“三代”之后，“道统”与“治统”彼此分离，势不再合。朱熹宣告：秦汉以降，“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根据朱熹的界定：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他们只是获得了统治权的传承（治统），并不能自动继承“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道统）。“道统”与“治统”从此分离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只得到“治统”的皇权不再是完整的，而是有了一个大缺口，这个大缺口便是缺席的“道统”；而“道统”虽不行于世，却由儒家艰难地传承了下来。

　　经过宋代儒家的一系列解释，代表道理的“道统”不但高于代表君权的“治统”，而且独立于“治统”。皇帝再厉害，也不能争夺“道统”，不能以势夺理；“道统”的继承权归于儒家。这是宋代政治的隐秘分权：政与教分离，“治统”与“道统”分立。借由“道统”的力量，宋朝的士大夫也获得了对抗皇权的合法性。

　　后来的明朝政治严酷，但士风依然坚挺，理学家吕坤称：“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此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清代的理学家焦循却大骂吕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不奇怪，清王朝是历代唯一鼓吹“道统与治统合一”、皇帝集君师于一体的王朝。理学家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