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李健

　　徐懋庸1910年12月生于浙江上虞，1933年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1月6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上海古益轩酒店宴请撰稿人，在座者除了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还有徐懋庸、唐弢这样的新人，由此徐懋庸认识了鲁迅，后来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1936年8月，徐懋庸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此两人再无交往。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徐懋庸送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一生驰骋文坛，留下不少优秀作品，但最能让人记住的却是和鲁迅那场笔战。徐懋庸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回忆反思，断断续续写下了供子女阅读的《回忆录》，后来经夫人王韦整理，1982年7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出版，此时距徐懋庸去世已5年了。在《回忆录》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鲁迅先生的名字和著作全集一定会‘流芳百世’的。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夹在他的全集和著作中‘遗臭万年’……而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儿女们，下代的青年们也还会碰到我和鲁迅关系的问题，而且对于他们会发生某些影响。”在开放、包容的今天，徐懋庸的担忧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