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笨啊,我把灵魂放走了”
——《我的曾外祖母》里的梦想
李沙
李沙
“她曾是爱好摄影、绘画与文艺小说的浪漫少女。当革命的梦想降临,她满怀热情投身其中,告别家庭的羽翼与爱情的绮梦……”
作家赵柏田在新近的小说《我的曾外祖母》腰封上写下了这一段话。“摄影”“绘画”“文艺小说”“浪漫少女”“家庭的羽翼”“爱情的绮梦”,这诸多轻柔旖旎的词汇,与之对应的是“革命的梦想”和“满怀热情”。甚至我觉得,“梦想”和“满怀热情”也要移一移位置,它们全都只对应了一个词:“革命”。作者显然是要用女主无限的梦幻、全部的“轻”,去对应革命(它既是理想亦是现实)的“重”。
《我的曾外祖母》是我第一次阅读赵柏田的小说。这之前,我读过他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散文里,他说他很喜欢这位朋友写的《酉田先生》,有一天他们在这位朋友的家乡吃酒,朋友指着远处走过的一个男人说,此人就是酉田先生的后人。“一个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原型生活在一个空间里,甚至有时他会碰到他们,与他们说话,这真的令我惊奇,也让我气短。”或许这句话,恰恰隐约透露出了赵柏田在写作上的追求和倾向,他渴望与他笔下的人物之间打破时代和文字的隔阂,实现一种原本不可能的“在场”。
无疑,《我的曾外祖母》成功地实现了这样的梦想。赵柏田不无得意地“炫耀”,不少读者相信“曾外祖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为曾外祖母金仙儿的命运扼腕感慨、百般不舍,如此,读者们也与作者一同,进入了书中之境,实现了共同的“在场”。这大概正是文学作品的魅惑之处吧。
在赵柏田以非虚构方式虚构的故事里,女主金仙儿出身大户人家,热情善良,在时代的浪潮中,她毅然投身革命,牺牲了爱情和婚姻。个人的抉择和命运的裹挟相互作用之下,主角颠沛的一生引发读者无尽的情思。
显而易见,赵柏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这种聪明体现在小说中他毫不费力的叙事,体现在诸多人物从容的出场离场,体现在将史料和虚构自如地搬弄糅杂。他用一种近似传统话本小说的笔法,单刀直入地冷静描绘了“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的一生。
小说开始时,女主虽然多才多艺、貌美如仙、怀抱梦想,但内心却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人,甚至在被奸污时、被爱时、被安排与自己恋慕的表哥结婚时、与毫不相干的人搭伙过日子时,作者都未曾赋予她更多的情感波动。她离开富裕的原生家庭也好,面对本可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来临时也好,投身她所理解的理想也好,生下被奸污后怀上的双胞胎孩子也好,最终依附他人勉强度日也好,似乎都很顺其自然,看不太到她的痛苦、挣扎、快乐……每一件本该惊心动魄的事件,作者全都用了不动声色的语句陈述完毕,仿佛她的一生都是游走在自己的边缘,从来未曾真正接近过自己的内心。
作者在推动情节时,也似乎完全不在意要去完成更多的细节,就像他不在意更进一步去塑造围绕着女主纷繁登场的人物。而这一切也像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不是作者缺乏编故事的能力,而是作者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情节逻辑性的编织上,因为强大的命运作用在纤弱的个体身上时,从来都是毫无逻辑可言的。作者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叙述,衬出曾外祖母金仙儿毫无章法的一生。
直至小说的男主,研究蝴蝶的昆虫专家姚新民出现。他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金仙儿那看似虚浮飘渺实则美丽纯洁的灵魂。姚新民如痴如醉地爱上了金仙儿,她是他的蝴蝶梦。短暂的相遇,一生的思念。赵柏田是懂得如何克制,甚至残酷的,直到全书快结尾时,他才在姚新民写给金仙儿的信中放开笔墨,展露出一种极其真诚的写作格调。这种充满热度的真诚与前文所有的冷静到几乎冷漠的笔调的差异,正如同姚新民与金仙儿两个主角对待梦想时的巨大差异。作家的高度和格局在此刻如山呼海啸,轰然而出——人从来不因其理想的伟大便伟大,而是要视之如何践行理想。
姚新民与金仙儿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姚新民坚定地完成了梦想,他历经艰险,投身所热爱的昆虫研究,亦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救国。他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也明白为之该付出什么。而金仙儿懵懂飘渺缺乏根基的热爱,使她的行动根本跟不上这远大宏伟的目标。她无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却又被梦想裹挟,她不知道该如何有效付出,只能一味地牺牲,最终无法在践行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令人扼腕叹惜。
金仙儿临终时想:“我真笨啊,我把灵魂放走了。”那一刻,她大抵是明白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看到,金仙儿的灵魂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