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写者留其名

　　□汪金友

　　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介绍了大量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故事。但也有一部分，专门展出“名落孙山，另铸辉煌”的事迹。其中的五位代表人物，就是蒲松龄、李时珍、吴承恩、冯梦龙和吴敬梓。

　　这五位名落孙山者，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名垂青史，家喻户晓。但你发现没有，他们“另铸辉煌”的途径，都是写文章。有的写文学文章，有的写医学文章，有的写长篇小说，有的写短篇小说，有的写现实小说，有的写虚幻小说。

　　看到一份资料，明清两代，共举行过201次进士考试，其中有51624人金榜题名，录取比例为6%。如果加上乡试和县试，最后能够考中进士的人，不超过1%。也就是说，仅明清两代，就有几百万人名落孙山。

　　为什么只有蒲松龄、李时珍、吴承恩、冯梦龙和吴敬梓等少数人，能够“另铸辉煌”？想一想，和他们同样榜上无名者，肯定会有很多当教师、当医生、当工匠、当老板的人，而这些人的事迹，却没有流传下来，甚至连后人和乡亲，都给忘了。

　　只有那些把自己的思想、学说、经历、见识、艺术、技能、构想、创造等，用文字记录和表达出来的人，才能够流传得更广、更远、更久。乃至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人们读到这些文字时，还是感觉那么清新亮丽、亲切自然、生动震撼。

　　李白在《将进酒》中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们先不说圣贤是不是寂寞，只看那些“饮者”，真的能“留其名”吗？阮籍留名，是因为他的玄学；关羽留名，是因为立斩华雄；李白留名，是因为诗句的狂放；武松留名，是因为打死了老虎。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烂醉”而留下美名的。

　　当然，也不是每个写作者，都能够青史留名。看科举匾额博物馆展出的五位大师的事迹，就可以发现，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大工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用了41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吴承恩写《西游记》，用了7年；冯梦龙写《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用了8年；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历时10年。

　　他们都不是为名利写作。在构思和动笔之前，没有想过在哪里发表，没有想过给多少稿费，更没有想过向有关部门申报课题。而一经决定，就努力地写，刻苦地写，默默地写。只想着把自己知道的、想说的话写出来，没想过有没有回报。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名著，都是在作者离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和认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越苦难，越发奋。前不久，我去安徽滁州全椒县参观了吴敬梓故居。发现他就是在最贫困潦倒的时候，开始创作《儒林外史》。完成书稿之后，自己已经穷得叮当响，但却仍不愿意出版，说要继续修改。结果直到病逝，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大作问世。

　　唐代有2500多个诗人，而能够选入《唐诗三百首》的，只有77人的作品；清乾隆皇帝写了4万多首诗，而能够让后人记住的，没有几首。一个写作者，能不能在浩瀚的文海中留下其名，关键是能不能放眼千里，言文行远，妙笔生花，出神入化，与人性共鸣，与时代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