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治宽容

　　□吴钩

　　宋仁宗时，蜀地有一个读书人，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是劝成都府脱离赵宋王朝，割据独立。在过去，这毫无疑问属于谋逆的大罪。成都知府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将那读书人抓起来，又快马上报朝廷。仁宗接到报告，很淡定，说：“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那老秀才当了一年官，就带着羞愧之心老死了。此事若发生在明清两朝，必是诛九族的重刑，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宋朝之宽仁，由此可窥一斑。

　　宋神宗时，党争大兴。苏轼因写诗讥讽变法，被执政的新党指定地点、指定时间交代清楚问题。神宗本无意深罪苏轼，但宰相王珪却欲置苏轼于死地，他向皇帝告黑状：“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说：“苏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苏轼写过一首《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语塞。这是“乌台诗案”中的一个小插曲。后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算是薄惩。若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文字狱”。宋代虽然也发生过数起诗案，不过性质跟清代“文字狱”完全不同。清廷以“文字罪”杀人，目的是为钳制人言，强化思想控制，维持皇权专制；宋代诗案则是党争的衍生品，是执政一派用来打击反对派的工具，手段虽卑鄙，却非出于维持皇权专制之用意。

　　宋孝宗时，南宋的大思想家陈亮落魄民间，一日与狂士甲在寺院饮酒，又叫了一名妓女陪酒。狂士甲乘着醉意，封妓女为妃。这时寺中有客人乙，故意问甲：“既已册封贵妃，那谁为宰相？”甲说：“封陈亮为左丞相，你为右丞相。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便将甲拉到高座坐下，又扯着那妓女与陈亮跪下，“以次呼万岁”。谁知乙这个人险毒，转身就到官府告密，称陈亮大逆犯上。陈亮虽是醉中无状，但以帝制时代的标准，说他犯上倒也不冤。又恰好陈亮以前还得罪过刑部侍郎何澹，所以立即就被逮入狱中用刑，“诬服为不轨”，上报皇帝。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将陈亮案的卷宗扔到地上。陈亮无罪释放。

　　宋光宗时，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异象，皇帝下诏求言。有一位叫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自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但众臣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光宗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中书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这一事件也成为一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容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