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公天下

　　□吴钩

　　北宋名臣范仲淹未达之时，便立下大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朱熹评曰：“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其实“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八个字，并不仅仅是范仲淹一人的抱负，而可以说是两宋士大夫的整体精神写照。那么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会普遍生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

　　南宋后期，宋理宗宠幸贵戚近臣，有一年蜀中地震、浙闽大水，御史洪天锡愤然上书，矛头直指皇帝：“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洪天锡如此质问皇帝，是在要求理宗回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中去。这个“共治天下”，当然也不是洪天锡一人的主张，而是两宋士大夫的普遍共识。那么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会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呢？

　　两个问题，指向同一个政治学维度——“公天下”理想在宋代士大夫意识中的复苏。儒家念兹在兹的“尧舜三代之治”，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礼记》所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宋人以“回向三代”为志，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觉地强调“天下为公”。我们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

　　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南宋宰相杜范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朱熹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章句时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南宋御史刘黻对宋度宗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另一位监察御史吴猎也警告宋宁宗：“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

　　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

　　而当宋高宗意欲与金议和时，一名主张抗金到底的御史台检法官方廷实上疏向皇帝提出抗议：“今使人以‘江南诏谕’为名，或传陛下欲屈膝受诏，则臣下不知所谓也。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疏上，方廷实因敢言，升为监察御史。

　　既然天下非天子独有，而为天下人所共有，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大夫便油然生出“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如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他们以政治主体身份提出的“共治天下”诉求，也具备了皇帝亦不能否认的合法性，“虽万世不易可也”。宋代政治的魅力，正是基于此而散发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