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年华识见真

　　尚佐文

　　有个所谓的职场“潜规则”：永远不要和同事做朋友。我偏不信这个邪，在工作过的每个单位，都结交到了一些真朋友、好朋友。利忠是其中特别有才且极具个性的一位。

　　初见利忠，是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此前已在网络上读到他的诗作，爱赏不置，于是和王翼奇先生一起到利忠供职的报社登门拜访。然后欣喜地发现，我和利忠不仅在旧体诗写作方面趣味相投、见解相似，而且都好杯中物，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诗友兼酒友。有几年时间，我们经常于下班后在两个单位之间找家餐馆对酌。后来，我们在杭州共同的诗友兼酒友多了，变对酌为群饮；再后来又玩席上分韵，美其名曰“雅集”。东坡说“诗酒趁年华”，我们的中青年岁月因这些对酌和群饮、雅集，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酒是卸妆水，见人真性情。利忠平时是个略显腼腆的人，但几杯酒落肚，顿时拥有了放飞自我的资本，通常是以口头禅“我来说一下”发端，开始谈诗论史，兼及世态百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胜解纷呈。而他居家独酌，又是另一番古代名士范儿。我是属于“看菜喝酒”型的，在家吃饭，除非有中意的下酒菜才会小酌几杯，啤酒不过一瓶，白酒止于二两；利忠则是“汉书下酒”型，边读书看稿边细酌慢饮，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三瓶绍兴黄酒。说起来我们酒量不相上下，但显然利忠喝酒比我更具文人风度。

　　利忠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在我认识的诗友中，他是少有的旧诗、新诗、散文都写得极好的多面手。他的旧诗，造语精准、语态自然，尤为可贵的是，不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他时常能透过表象直击本质，发人深思。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有才、学、识“三长”之说，其实不论治史还是创作乃至为人，“识”都是最重要的。“识”是识见，是洞察力，有了“识”，一个人才不至于迷失在纷繁复杂的世相和眼花缭乱的辞藻里。利忠的“识”尤其体现于他的散文。他出过一本散文集《是什么让我们嚎啕大哭》，我曾认真拜读过一遍，击节赞叹之余，也时时因文章的沉重和尖锐而感受到压迫与刺痛。利忠和我都生长于农村，出身草根。我倾向于过滤记忆，只愿意去回味和述说美好的、有趣的往事；利忠散文记录的一些经历、揭示的一些真相，会搅乱我风平浪静的意识河流，让沉潜于河底的一些晦暗的记忆和思绪翻涌上来，这实在不是愉快的阅读体验，以致我一直不忍再读。我不相信有世外桃源，但感觉世界之大，总有容纳身心的缝隙，因而在很多方面都习惯于做“逃兵”。和利忠相比，我是自愧不如的，不仅是他的才气，更有他这种直面过往与现实的勇气。利忠曾自述“我对自己文字的要求有两条，那就是别致和深刻”，这两条，在他的旧诗、新诗和散文中都做到了，前者得益于他的语感和才气，后者有赖于他的识见和勇气。

　　这篇文字，本是应利忠之命，为他的新书《绝句新裁五百章》作序。迁延多日，殊为愧恧。不过拖延症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在我延宕的过程中，我的另一位同事兼诗友酒友辣斋兄已经为此书作了一篇序言，不仅文辞精美，而且品评精到，题无剩义，无烦我再画蛇添足了。辣斋之文可谓直探骊珠，拙文则是在外围打转，按照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拉杂写点对利忠之为人为文的印象与感触。

　　几年前，利忠曾赠我一诗，题为《与佐文兄饮酒感赋》：

　　昔年惭不识，今日聚仍频。

　　坐久杯盘罄，谈深海岳春。

　　浮生真草草，小酌倍津津。

　　渐老豪情在，相逢信有因。

　　前半叙聚饮情形，如在眼前；后半发浮生感慨，心有戚戚。去年重读，有感而次韵奉和，不避续貂之讥，附录于此：

　　重读利忠饮酒旧作忽思相识倏将廿载

　　幸诗酒之会未尝间断因次其韵奉和

　　廿年真一瞬，聚饮幸犹频。

　　妙笔千人敌，欢言四座春。

　　同倾步兵酒，莫问武陵津。

　　留取闲情在，须完未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