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和我父亲的二三事

　　□曾东元

　　张大千是我父亲的姐夫。1920年张大千与我姑母结婚时，父亲仅13岁。我父亲在家是幺弟，母亲过世早，长姐当母，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张大千对我父亲也十分关照。

　　1937年，我父亲从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被分配去浙江盐务局工作。要离开四川家乡，离开年近6旬的老父，父亲心中犹豫，想请大千仲兄张善子帮助，通过他过去在四川盐务部门任职时的老同事，就近安排去四川自贡等地的盐务系统工作。

　　张大千知道后就劝父亲说：“去浙江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去过浙江杭州一带，那地方环境好，生活也方便，人也好相处。”父亲听了张大千的话，便和新婚的我母亲乘长江轮船经上海赴杭州，去浙江盐务局报到。

　　那时候不知道，日军很快把侵华战火扩大到南京以及江浙一带。父亲到杭州工作不到半年，就跟着当时的省政府向浙西南金华、龙游、龙泉一带撤退，一直退到江西。1945年8月抗战胜利，才从江西赣州返回杭州。

　　1945年10月，父亲调到上海盐务局工作，次年才见到正在上海筹办画展、八年未见的张大千。画展结束后，父亲又陪同张大千去了一趟抗战胜利后的杭州，专门去游览了西湖，看望了住在涌金门放庐的黄元秀等老朋友，还专程去游览了张大千曾经出家过的灵隐寺。 

　　1945年12月，才到上海盐务局工作不到三个月的父亲，被通知将调动他去江苏徐州两淮盐务局任职。因为家小都在杭州，又听说徐州地处战争前沿，可能会打仗，父亲不愿去，就找时任民资四川建设银行董事长的堂叔曾宪九商量。曾宪九告诉他不能去。父亲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申请，结果当局不仅不同意辞职，而且以“抗拒赴调”的名义，要给予处分。

　　不得已，我父亲又找了张大千。张大千爽快地答应了，说“不要慌，我会帮你”。当时，张大千正在筹备以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为主题的画展，打算在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北平和上海举办。不久，父亲接到了上海盐务局的通知，予以“免职处分”，等于给父亲辞职开了绿灯。后来父亲才得知，是张大千找了同乡好友，即正在北平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张群帮助做了工作，父亲才得以解脱，离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到四川建设银行担任了襄理的工作。

　　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张大千先后在上海举办了《张大千敦煌壁画展》《张大千近作展》和《大风堂门人画展》。 在此期间，他还带着他的弟子给父亲做了40岁寿宴。1948年，张大千到印度办画展，提出要我父亲跟他一起去印度，协助办画展，后因父亲放心不下杭州已有三个子女的家，未能随他出国。

　　1949年6月，张大千来到杭州游览西湖，顺便看望我的父母。在父亲陪同下，张大千一行泛舟西湖，踏勘雷峰塔遗址，漫步云栖竹径，还专门去了一趟灵隐寺，拜谒如来大佛。近中午边，张大千走出殿外，抬头久久眺望南北两高峰，并乘兴作《重游西湖》诗一首：

　　三年我不到杭州，重见青山水上浮。高并两峰云暖暖，阴沉一径竹修修。

　　黄妃塔已成秋梦，忠烈祠空识旧游。瓜皮艇子无多大，载酒还教一日留。

　　落款为：己丑夏大千张爰

　　1950年12月，张大千在国民党高官张群的“安排”下，匆忙去了台湾，但大部分家小留在了成都。之后他又辗转香港、阿根廷和巴西，最后在巴西购地修建八德园，定居达22年（1954～1976）。

　　听父亲说起，张大千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好感的，当时对是否要离开大陆，也是非常犹豫的。这是因为年轻时（1915），张大千就读重庆求精中学，教他国术体育的老师就是刘伯承。那时刘伯承在国民党元老、重庆镇守使熊克武部任团长，为在学生中开展反袁救国运动，奉命到求精中学任短期的军事教官。由于师生关系融洽，张大千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刘伯承对他的教诲，尤其是刘的家国情怀对他的影响。1916年暑假，张大千与几位同学还相约去看望已离开求精中学的刘伯承。抗战期间，刘伯承成为八路军的主要将领、抗日名将，张大千多次与父亲讲起他对刘伯承及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心。

　　1949年2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他听说古都未发生战事，文物保存完好，思想上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当时，张大千临时居住在香港九龙亚皆老街。3月的一天，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到访他的寓所，说她将应邀赴北京出席新政协，拟请张大千作画一幅，作为带给毛泽东主席的礼物，张大千当场答应。三天后，他精心创作的《荷花图》交由何香凝带给毛泽东，这是一幅高132厘米、宽60.7厘米的水墨淡彩画，墨色浓郁的荷叶之间，一朵白莲傲然而立，给人以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印象。画作左上方，张大千提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显示了作者对受赠者的高度尊崇。

　　《荷花图》现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但另一方面，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官如于右任、张群等有多年交情，张大千十分注重情感，致使他难以下决心留在大陆，而长期侨居巴西。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周总理多次接见张大千在国内的亲属，并安排他们去国（境）外见张大千，同时也派专员去做张大千回国的工作。张大千也有叶落归根回大陆的想法，无奈“文化大革命”爆发，张大千最终在1976年以77岁高龄，迁回台湾定居。

　　1981年，表姐张心庆经廖承志副委员长帮助安排，与张大千恢复了联系，并打算次年转道香港赴台湾探望，我父亲准备了几盒杭州的西湖龙井茶，拟托表姐捎去。由于当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而且表姐具有成都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虽然是张大千的女儿，但在香港仍被台湾当局卡住。以后又转道美国，期望能在美国与张大千相聚，不料经医生建议，张大千体弱多病，不适合离开台湾出行，表姐只得在纽约与大千先生通了电话，转达了父亲的问候。1983年4月，张大千在台湾去世。自1949年一别，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