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蹇庐氏

　　诸葛亮一生勤勉，虑事周密，处事谨慎，不想首出祁山，便因任用纸上谈兵的马谡，致失街亭。于是他上疏阿瞒皇帝，自我责备、自我剖析、自我贬职：“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诸葛亮的自责言词剀切，因“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致使复兴汉室未能一鼓而成，要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明哲聪慧又常深思熟虑如诸葛亮，也有不能临事而惧者，可见，临事而惧有多么难。

　　临事而惧，首见于《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不喜欢与莽汉共事，而愿意与深自戒惧、做事小心，善于谋划、深于韬略的人一起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确实，暴虎冯河者，终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临事而惧者则常怀忡惕，常能慎思，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故吾夫子必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答子路行三军之问”。

　　同样在三国时，曹丕欲调动大军讨伐东吴，谋臣辛毗竭力劝谏，除了告诫凭藉道德取胜，东吴自然臣服，如若道德衰败，东吴自会叛离，还提到“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说如果要讨伐，朝廷必须先运筹设谋，再擂鼓出征，就这样，到出兵时还要心怀忧虑，恐怕考虑不周，而今计划都未推演，就要大军长驱直入，他认为，实在没有优势也没有胜算。辛毗的这一席犯颜直谏，深明大义，且说理深切、言词恳切，确实说到了要害。

　　用兵如此，为官也复如此。

　　清代被誉为“清介持躬，名播海内”的刘墉，初入仕途赴任安徽学政，父亲刘统勋临行前赠墨一幅，只四个字——“临事而惧”。这既是为父的为官总结，也是对初出茅庐的儿子的叮咛和期许。宦海一生，刘墉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临事而惧。尤其是入朝后，在与受乾隆宠幸因而烈焰熏天的和珅“作对”时，不硬刚，不拼命，用计谋，以巧斗，在乾隆谕旨他和和珅与御史钱沣一起查核山东巡抚国泰时，虽和珅早已通风报信，还是联手钱沣密商对策，巧设奇计，终使专横跋扈、欺上瞒下、贪纵营私的国泰伏法。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能够临事而惧，缘于对己对人对人情世事有透彻的了解、深刻的洞察。

　　其实，一个人，越是腹笥丰盈、见识广博，越感觉自身浅薄和渺小，也越谨谨慎慎、忐忐忑忑，甚至越不自信，这样的人，处事从不马虎大意、得意忘形，始终是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瞻前顾后、如履薄冰；为人则始终是低调谦抑、虚怀若谷，往往诚惶诚恐，常常急流勇退。诸葛亮尽管有错任马谡之疏，纵观一生，他到底始终谨慎，诚如前后《出师表》自云“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所以他“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实在是深思熟虑、深谋远虑。

　　晚清名臣曾国藩远学诸葛亮、近学刘墉，也是一生谨慎，不仅居功不傲，更常临事而惧、诚惶诚恐。平定太平军之际，曾氏十年七迁，咸丰授其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他并未喜形于色，而是受宠若惊，恐惧万分，在日记里写道：“接奉谕旨，补授两江总督兼放钦差大臣。权位太尊，名望太隆，实深悚惧。”何也？这是曾氏深谙临事而惧之精髓，所以，攻破天京后不到一月，他马上奏请裁撤湘军，且主要裁撤四弟曾国荃的队伍。没多久，曾国荃因功高多谤，曾国藩硬是让弟弟称病开缺回籍，还趁祝其“四十一初度”送去了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就是曾国藩的涵养和眼界，深谙临事而惧，适可而止，淡泊名利。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临事而惧，适可而止，淡泊名利的，相反，往往是临事张扬，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即便功成名遂了，还是做事冒进、做人燥急，急于求显绩，寅吃卯粮，劳民伤财，“不断进步”后，则更加得意忘形，大肆捞钱渔色，还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呢，往往从云端坠落，甚或从主席台“移步”被告席，不仅前功尽弃，有的还妻离子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临事而惧，能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