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崇祯十七年的城砖

　　□卢江良

　　那次笔者出差到临海，参观江南长城时，在城楼上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一块被展陈的土烧砖。它曾为江南长城的城砖，面向游客一侧的砖面上，刻着阳文“太府闵”三个字。在它的旁边，立着一张标牌，记载着烧制朝代、年号及监制要求与实体尺寸。很显然，那块城砖的厚度与监制要求相符，宽度则超过监制要求的0.5厘米，无不佐证了那块城砖的品质。

　　因为平时较少接触史学，标牌上记载的“崇祯十七年”，笔者只知道“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也知道他最终自缢于煤山，但不清楚他在世上度过了多少岁月，也不清楚“十七年”处于他人生的哪个阶段。那块城砖烧制得如此优良，佐证制砖方的敬业和监制方的严格。

　　笔者甚至还告诉陪同参观的一位宣传干事，回去后要专门为那块城砖写一篇随笔，并讲述了大致的写作思路：那块品质优良的城砖，说明了那个时代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而一方面成就了当时的繁荣旺盛，从中得出“以精准监督提高防控水平”的治政效果；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江南长城坚如磐石，一直能保存至今，成为当前临海难能可贵的一道靓丽风景。

　　然而，笔者从临海返回，为着手写那篇随笔而了解相关史料时，不由大吃一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而死，明朝就此灭亡！这也就是说，那块城砖监制的年份，恰好是明朝灭亡那年。虽然那块城砖监制的具体月份无从考证，但似乎已不再重要。

　　可见，笔者企图从一块被监制的城砖的优劣，来推断出一个朝代某一时期国力的强盛与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臆想。根据笔者随后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由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求治心切，颇想有所作为。但终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改观；加之朱由检刚愎自用，又急于求成，在朝政中屡铸大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想想也是。一个朝代如同一件衣服，在之前漫长的时光里，已被风雨侵蚀得支离破碎，而崇祯年间，相对于整个明朝，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袖子，纵然朱由检缝补得那么卖力，终究无法让其牢不可破，相反由于缝补用力过猛，一下子让整件衣服散了架。而在那个过程中，那一块城砖，远不及一根线的角色，它再怎么坚固，又怎么改变得了整件衣服的命运？

　　行文至此，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把一个朝代的安危，寄托于一块小小的城砖？对于一块城砖而言，其职责是连同其他城砖，让筑建的城墙固若金汤。可当笔者再去了解江南长城的历史时，又一次意外发现：它之所以能岿然不动，并非城砖优质的功劳，而是因其具备防洪功能，至于其他无此功能的城墙，也就没有这般好命了。

　　当然，作为一块城砖，能烧制得坚固耐用终究是好事，一方面确保了江南长城的坚不可摧，使之能抵御倭寇的袭掠和始终防御着洪水的侵袭，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更在其研究和文化价值上散发着独特魅力；另一方面，作为个体，通过那块城砖，我们可以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到崇祯年间甚至整个明朝，并从那段远逝的历史中感悟出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