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之路

　　□那秋生

　　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前贤的论述一脉相承，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代。

　　宋鼎南移后，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总之，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浙江师范大学的黄灵庚教授经过缜密的考证与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他们频繁互访，开辟了一条南宋理学之路。这条理学之路，多是南北互动，在金华、衢州、信州、抚州、武夷之间穿梭往来，其足迹遍及现在的浙、赣、闽三省。”

　　起因是在《包山书院诗集》中，发现了南宋理学家的佚诗。诗集中有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张道洽、谢愕、吕祖俭以“听雨轩”为题者各一首，还有吕祖谦、朱熹以“送别”为题者各一首，共有九首。朱熹的《送别诗》：“春风江上锦帆开，送别沙头酒一杯。为客每兴先垅念，辞兄又向故乡回。松楸郁郁包山外，第宅巍巍西市隈。归至时思没祀事，清秋有约再重来。”吕祖谦的《送别诗》：“折柳长条日半斜，阳关迟唱进流霞。金乌送煖迷烟树，采鹢乘风但浪花。江水应连湖水绿，关山宜并越山嘉。鹡鸰声远同明月，先照包山孝义家。”在黄灵庚眼中，从朱熹吕祖谦的交往，串联起了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南宋理学家们的学术交流活动。他看到了这些理学家们互访的行程中，隐约闪现出的一条学术之路，于是把它称作“南宋理学之路”。

　　南宋倡导学术思想自由，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他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南宋逐渐壮大的理学，成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支撑。“道理最大”——君主头上，除了天，还多了理。从此，理学所提供的精神支撑，给后世的知识人士灌注了遗传基因，无论在政治场域，还是社会场域，不分时代，一直都显示着巨大底力。承续道统高于政统，身为臣下的士大夫可以与君主“迭为宾主”，所以有自信、有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人士在精神上便不再跪下。

　　南宋时期，书院大师们创立了“讲会”制度。这种学术性质的讲学活动，目的在于通过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把本学派的学旨发挥得更加深入细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主张，以便兼取诸家之长相互促进。讲习式的书院，尤其是名师巨儒创设或主持的书院，往往以自由讲学为主要特色。所谓会讲，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会友讲学”。虽然在书院的学术之争中也不乏门户之见，但真正的书院大师都能做到既固守自己的宗尚，又能留意他家之长，集思广益，兼取诸家之说，充分体现自由辩论之意。 

　　南宋思想流派纷呈，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尤其是朱子理学的诞生，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对此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