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的书法襟怀

　　□周惠斌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当年有“南陈北李”之称。“南陈”陈独秀（1879~1942）一生特立独行、狂飚突进，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书法家，尤其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造诣精深，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报名即出自他手，外秀内刚，颇有时誉。“北李”李大钊（1889~1927）30岁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将原本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现代图书馆，被视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他一生矢志追求革命真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执着践行“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信念，为此奉献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生动诠释了“将毕亦钜”的深邃内涵和伟大精神。

　　陈独秀：

　　狂飚突进  风帜独标

　　陈独秀家学渊源深厚，嗣父陈衍庶雅好金石书画，崇尚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而自比居室为“四石师斋”。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早年用功于篆书，留学日本期间，人们即视之为“搞汉学、写隶书的人”；寓居杭州时，马一浮说他“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

　　陈独秀书法碑帖结合，篆隶行草，各体兼备，各臻妙境，狂放不羁，大气磅礴。传世翰墨多系羁押狱中及蛰居江津时期所写，或诗稿或书札或对联，以行草为主，纯从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演化而出，夹杂大小篆书，率性而作，不为成法所羁，行笔随意，线条洒脱，字势雄逸，汪洋闳肆。1932年在南京狱中为刘海粟书行草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凸显其胸襟宽博、秉性耿介、情趣高迈、人格高尚。1935年《题刘海粟古松图》诗“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心不拘于物，返归自然本初，气骨挺立，境界阔大。1941年于四川江津曾书自作诗《对月忆金陵旧游》赠台静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笔墨沉着苍莽，气格疏朗高古，台静农誉之：“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这些书作，抒解块垒，排遣愁闷，字里行间彰显出豁达，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艺术天分和桀骜不驯的鲜明个性，表现出他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格构建。

　　陈独秀不自诩为书法家，亦不以专业书家名世，但学养深厚，深谙书法理论。他认为写字如作画，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晚年致台静农函中说：“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反映出他风帜独标的书法美学和审美境界。

　　李大钊：

　　铁肩道义  妙手文章

　　李大钊是一位从旧时代脱颖而出的爱国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其间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5年，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激励国人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为唤醒民众、觉醒时代，在《新青年》上发表散文《青春》（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由自然界的春天联想到生命的春天，期冀中国重现政治的春天。后参与编辑《新青年》、创办《每周评论》，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大量革命檄文，“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李大钊精于书法，功底深厚，虽奔波革命，犹临池不辍，广收博取。楷书宗法颜真卿、宋四家一路，铁画银钩，博大厚重；行书承袭王羲之笔意，字形内敛，轻盈洒脱；行楷灵动流利，独抒性情。长子李葆华在《我的回忆》中曾记述：“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山水诗，也写对联。”李大钊的扇面、对联、条幅，苍茫古朴，浑厚雄劲，深得欧颜风骨，不失魏碑风韵。1916年，书赠妻子赵纫兰的二姐夫杨子惠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语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却将下联中的“辣”字改为“妙”，一字之别，推陈出新，极写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勇于流布真理的豪迈情怀，其字结体沉郁凝重、遒健老辣，笔墨苍劲有力、恣情奔放，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的传世墨迹以手札为主，且多是与仁人志士的书信往来，或切磋办刊事宜，或商讨革命大计，碑帖兼顾，信手挥洒，书写应变能力强，风格呈现跨度大。“绝笔”之作《狱中自述》，腕底风云，气贯长虹，折射出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

　　1926年9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一件书法上题跋：“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凸显了“南陈北李”惺惺相惜、爱屋及乌的革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