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理身后事，亦乃人生乐

　　■庄月江

　　当了半辈子记者和编辑，养成了一个自以为好的习惯，即尊重我采访过的人物、尊重我编辑过稿件的作者。我与其中不少人有书信往来，成了朋友。我还有一个习惯，即保存信函，即使是通讯员寄稿时写给我的信，我也保存着，决不乱扔。我家里六七只纸板箱，装满了从贴八分邮票到贴一元二角邮票的、信封形形色色的信函。一些名家或同我特别要好的同学、朋友的信，另外置放。这样，有用时找起来方便。

　　2019年秋天，我有了一种想法，决定将我大半生的藏书，以及一些名人字画，分别捐给我的故乡海宁斜桥镇和我的出生地桐乡高桥镇骑力村。这一想法，得到了老伴、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的赞同。书一共63箱，内有《鲁迅全集》《二十五史》《李渔全集》《明清小说大观》（影印本）等中外图书，以及二百多册作家、朋友赠我的签名本，当然还有自己的著作。书画共56幅，分赠我的故乡海宁斜桥与我的出生地桐乡骑塘桥。

　　不久，我又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将一些名人的信函送给他们故乡的档案馆或他们的母校呢！

　　我也知道“名人”的信函经济价值不菲。大约五六年前，我偶尔看到“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封“庄月江致汪飞白”信的照片，售价180元。汪飞白是云南大学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公子。那封信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文字不多。当时我就同几位要好的朋友开玩笑：“你们看，庄月江也成‘名人’了！”

　　2020年6月2日上午，我捐给衢州一中校史馆的书信中有阿章85封、叶廷芳8封、郑国铨11封、巫国瑞3封，蔡继渭2封，徐国淦4封，以及著名书法家徐润芝致阿章33封，还有徐润芝送给阿章的一幅书法作品。此外，还有郑国铨赠书《山文化》《水文化》签名本、叶廷芳赠书《现代艺术的探索者》签名本、毛松友先生的签名本《摄影技艺》、毛松友夫人熊东仙赠书《毛松友摄影作品集》签名本，以及阿章嘱我主编的《毛效文先生纪念集》（徐润芝题书名、郑国铨作序）和徐国淦教授20多年前送给我的四尺整张立轴《三友图》。还有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的签名本《可扬艺事随笔》和《百年可扬》，后者书中收有拙作。上世纪20年代末，杨可扬先生曾在衢州一中（原衢州八中）读过两年初中。

　　我之所以要将上述书信与有关书籍捐给衢州一中，因为我当记者时，采访过的“凡人·名人”中，有不少毕业于衢州八中（即衢州一中）的衢州人。例如抗战中牺牲的吕公良中将，毕业于衢州八中师范部。原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1926年参加北伐军时，还是衢州八中的学生。阿章更不用说了，自从1981年他拿着《经济生活报》编辑周荣新的“私人介绍信”到《衢化报》找我之后，40年间书信不断，我了解他对母校衢州一中一往情深。

　　为了使一中的师生了解我这些“信中人”，又临时决定，将已成孤本的拙作《闪光的路》，一并送给衢州一中校史馆。因为书内收的《革命军中的“小老弟”徐以新》《吕公良中将血洒许昌城下》《森森古柏系国魂——访黄陵古柏病虫杀灭者徐国淦》《电之源——访双水内冷发电机发明者郑光华》《稻飞虱的克星——访昆虫学家巫国瑞》《阿章和〈三少校〉》《〈萧伯纳与鲁迅〉的拍摄者毛松友》《霜叶红于二月花——访〈中国山水文化〉作者郑国铨》《〈淮海战役〉首席导演蔡继渭》《和白居易说话的人——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等，这些先贤当中，除了叶廷芳，都是我的前辈；除了吕公良将军，其他诸位我都采访过，有的还采访过不止一次。

　　至于书法家徐润芝致阿章的33封信，是徐润芝先生去世不久后，阿章送给我的。我写过《徐润芝小记》，阿章希望我研究这些信件，并写点什么，甚至编书。但因我对徐润芝缺乏了解，也没有正式采访过她，就将事情搁下来了。我允诺阿章“保存好这些信，不流失”，但我有权将它送给合适的单位，如衢州市档案馆，或者徐润芝先生的母校衢州一中。我觉得送给衢州一中更合适。

　　2020年秋，海宁市斜桥镇政府、桐乡市高桥镇骑力村分别接收了我的赠书与书画。

　　我手头其他五百多封毛松友、顾行、徐肖冰、章克标、殷白、杨可扬、陈山、汪静之、张抗抗、艾以、刘衍文、程应亮等知名人士写给我的私信，也已分别赠给了江山市、海宁市、遂昌县、龙游县、桐乡市、衢江区的档案馆，并将一大箱本人1959年至2018年间的新闻、文艺作品剪贴本，赠给了衢州档案馆。手头一些研究资料，如1942年4月18日Ｂ-25坠机事件、弘一法师与衢州、徐霞客与衢州、刘鹗与《老残游记》等书籍与原始资料，送给刚成立不久的衢州市文史研究馆。

　　我年逾八旬，来日无多，生前将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书籍、资料按自己的想法送走，亦乃人生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