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要面向光明的

　　□张林华

　　95岁的老戏骨黄宗英没能熬过难熬的甲子年，倒在新年到来的门口，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黄宗英女士的一生，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风风雨雨，有太多亲历的苦难故事来不及述说，可是，据她的儿子赵左说，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外人面前，“我母亲几乎从不会讲起仇恨与痛苦。”（2020年12月24日《南方周末》余雅琴文）读到这一句让人心动，不由得联想起我们曾经见惯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名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其作品中，对人生苦难的夸张的描绘与渲染。

　　黄宗英为什么从不说仇恨与痛苦呢？不堪回首不忍说，还是说了无益不屑说？本来，她可是完全有资格、有底气说的，作为一名作家，她也是有能力、有影响力，来详尽生动地述说这些曾经的苦难故事的呀！

　　黄宗英的回答是：“我总要面向光明的。”说得真好！

　　这自然是黄宗英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说是她认定的价值观。身为名人，她的价值观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不妨碍她有权力保有自己的价值观。当然，在我看来，面向光明，不是绝对不能提过去的苦难，更不意味着需要忘却过去。回忆并控诉苦难，属人之常情，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度尽劫波身未死，回忆一番曾经的苦难生活，传达一种真切的苦难感受，因此或可以警惕可能会有的忘本，更加珍惜当下，有益。

　　问题只在于，是以什么样的动机与心态，来述说个人的苦难？

　　我由此想到曾经读过铁凝的一篇文章《相信生活相信爱》，生动的文字形容了另一位大师汪曾祺对待苦难的态度：

　　提到汪先生，总让人想到“相信生活，相信爱”这句话，因为，这就是他的信念，特别当他在苦难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离别家人，下放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劳动，在那里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度过每一个艰苦的日子。但他在境遇大改以后，从未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也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还自豪地告诉读者，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的。

　　这个故事让人一读难忘。我相信汪曾祺专注于马铃薯，绝不是已被苦难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艰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韧性，他更相信爱的力量对世界的意义，所以，他的心对世界是整个开放的，因此，在这些岁月生活的零碎故事的小格局里，他照样有能力呈现心灵的大气象。

　　作为成功人士，如何面对曾经的苦难，汪曾祺以及黄宗英，堪为一面镜子。

　　命运之河，充满激流险滩，本来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淌得过去，数不清有多少人为湍急的河水所淹没，而能淌过激流到达彼岸，再将这种苦难又转化为某种精神财富，激励自己事业有成，甚至辉煌，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超越了苦难的人才有足够的底气和资本谈论曾经的苦难。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熬过苦难，已属幸运，除了扪心自宽外，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对苦难多说什么的了，更不必说去显摆苦难了。所以，但凡渲染苦难，甚至夸大苦难的，大抵是一些非同寻常的成功人士。苦难，通常是、不过是所谓成功人士“凡尔赛”般的消费品。

　　为什么要夸大自己的苦难故事？是否有刻意放大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及影响力的私心作怪呢？夸大了所受的苦难，也就放大了苦难与成功之间的距离层级，也等于放大了成功的难度与价值。显然，距离越大，越显得艰难，层级越多，越显得不易。沉浸在对既往苦难的回忆，甚至享受中，是一种多少有些病态的心理，其逻辑只能是，我多么不易，我多么厉害，所以你们得重视我、仰视我。而这，多少有些近乎于乞讨了？只不过，所乞非食物等物质性东西，而是精神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而已，难免遭人轻看三分。

　　说到底，害怕苦难、躲避苦难是人的本能。因此，回避苦难，甚至回避有关苦难的话题，都是天性如此，可以理解。因此，我虽然并不赞成“赞美苦难就是一种受虐狂”这样的激愤观点，也更反对在社会舆论和世俗情趣下，对劫后辉煌的过往生活开始怀旧，以隐隐的快感转而欣赏曾经的苦难，滋生一种以青春无悔类为基调的缅怀之情和寻梦之旅。也因此，恰如我们要倡导公众“避免消费他人痛苦是一种伦理与操守”，是同一个道理，有关“苦难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的言论，虽然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伪话题，但如无感同身受的人文情怀，无客观甄别的理性分析而轻率言之，则多少是有失公允、有失人道的，当然，说服力也是有限的。

　　再回到那篇纪念黄宗英的文章，里面又提到一段其丈夫赵丹的轶事。动乱结束后，坐了5年牢的赵丹虽被释放回家，内心却极度苦闷，窝在湖南路的老房子里，每天会无聊地向下张望。有一次，他看见巴金行色匆匆去上班，便寻机匆匆跑下去打招呼，回来后，他心情明显好转，还很释然地告诉子女：“巴老说，这是中国人的劫难，我们个人的遭遇不算什么。”

　　岂止是不能夸大，巴老的话，又是一种见地，其实还含着一句潜台词：不夸大，不过是一条底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