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的礼物

　　作家叶至善在散文《至诚的“远游”》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父亲叶圣陶带回家一本“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说是赵超构先生送给他的。当时，叶圣陶次子至诚正准备奔赴解放区延安，他便又将书转送给了至诚。沧海桑田，世事浮沉，当年作为叶至诚“远游”礼物的《延安一月》已难觅踪影，但赵超构与叶圣陶隐藏在《延安一月》背后的如烟往事，却在时光的漂洗下逐渐浮出水面……

　　⦾两浙人物　□富晓春

　　《延安一月》见真情

　　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来到了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来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其间，他与郭沫若、巴金、夏衍、老舍等名家，还为《新民报》写稿。那时的《新民报》名家荟萃，可谓鼎盛至极。有著名诗人袁水拍打油诗为证：

　　名作如林郭沫老，茅盾老舍叶圣陶；

　　上下古今张恨水，今日论语赵超构，

　　新闻旧闻说夏衍，冰兄龙生漫画妙。

　　编辑如云尽名家，张慧剑和苏凤姚，

　　西方夜谭陈白尘，郁风祖光黄苗苗；

　　挂一漏万说不完，恕我只好把歉抱！

　　赵超构当时在重庆《新民报》任主笔，与文学前辈叶圣陶的交往，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叶圣陶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作为后辈的赵超构，就在他们倡导的新文化思潮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喜欢读叶圣陶编著的书籍，称“朴素、自然，文风纯正”，对其早年提出的有关命题作文弊端的论断，十分推崇。

　　叶圣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对后辈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使赵超构对他无比敬仰。1944年，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回来写出了媲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延安一月》。叶圣陶从《新民报》上看到连载后，对作者客观报道陕甘宁边区实情的胆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反共政策，内战危机四伏。为躲避国民党征兵，叶圣陶写信拜托胡绳和沈雁冰先生，“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好头”，准备“找适当机会护送”次子至诚到延安。那段日子，叶圣陶在日记里多次出现“他途”“远游”等字眼，即指此事。对于热血青年，延安是一个崭新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至诚到了那里，又将会怎样呢？

　　当时，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单行本是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叶圣陶早就从书店买到了一本，全家除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孙子三午外，都认认真真通读了一遍。后来，至诚等待时机要赴延安，一家人又认认真真“重读了一两遍”。

　　抗战胜利后，赵超构与叶圣陶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1946年4月10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午后，赵超构、张慧剑、吴祖光、胡风、夏衍五人偕来。赵、张将在上海主办《新民报》，于下月一日出版。”（《叶圣陶日记》）就在两天前，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的叶挺将军，随同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等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遇难。消息传到上海后，宋庆龄、叶圣陶、赵超构、赵丹等81位知名人士发起筹备上海各界追悼大会。

　　赵超构送叶老“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是在重庆还是在上海？叶圣陶日记里没记载，叶至善的散文也没交待，反正叶家上下，对“高高的宝塔山，弯弯的延河”，充满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却是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开始的。

　　结伴“北游”显雄才

　　就在叶圣陶送儿子“远游”不久，国统区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做最后的殊死挣扎，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叶圣陶、赵超构等民主人士均被列入黑名单。1949年前后，他们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先后“远游”来到了香港。

　　1949年2月28日，在绕道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叶圣陶、赵超构、柳亚子、马寅初、郑振铎、曹愚等27位“远游”的民主人士，聚首在同一艘“华中号”货船上。赵超构与王芸生、徐铸成、刘尊棋等新闻界人士，先到旅馆与叶圣陶会面。叶圣陶在日记中说：“四君亦此次同行者。诸人除余与彬然外，皆穿西服。而此行大部须冒充船员身分，须改换中式短服。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叶圣陶日记》）

　　旅途中，大家打牌弈棋、赋诗吟诵、表演唱戏，好不热闹。同行的民主人士，唯独赵超构到过延安，算作“老资格”“老见识”了，大家对解放区充满了新鲜感，缠着赵超构问这问那。赵超构自觉“没有表演才能”，便“谈了《延安一月》之外的观感”。叶圣陶唱了昆曲，还出一谜面：“我们乘此轮赶路，打一《庄子》篇名。”宋云彬一猜即中：“《知北游》。”“知”即知识分子也。叶圣陶无以答谢，只得赋诗一首《应云彬命赋一律兼呈同舟诸公》：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又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帮自羞。

　　向着北方航行。一周后，他们从胶东烟台上岸进入梦牵魂绕的解放区。他们先经莱阳、潍坊，再进入华东局所在地青州，再乘火车经济南过石家庄。受到中共的一路欢迎，出席宴茶会，参观“解放军官团”（实际是俘虏营），体验解放区新生活，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3月18日，他们终于抵达“远游”目的地——新解放的北平城。赵超构与叶圣陶、刘尊棋还相约到颐和园昆明湖玩，赵超构拿着从香港旧货摊上购来的廉价相机，为他们拍照留影。在赵超构所拍的相片，留有他亲笔墨迹“49年在昆明池，为叶圣陶、刘尊棋摄的背影”字样。

　　此时，迫于北平的形势，陈铭德、邓季惺已不能“掌控”《新民报》北平社，有意想留赵超构出面“主持”。叶圣陶等人“经连日商谈”，决定在北京编一本《进步青年》杂志，五月四日出创刊号，“由开明书店印行，并组一编委会，请赵超构负总责”（宋云彬：《北游日记》）。赵超构出席了开明书店买单的“宴饮”，并参与了前期筹备。

　　赵超构完全可以留在北平“发展”，但后来他还是放弃了留京的计划。离京之前，他特地前往与叶圣陶作别。叶圣陶在5月4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赵超构来访，言数日后南下，先至南京，预备回上海。超构与我们同舟北来，过从甚亲，今与暂别，宜谋小叙，遂共饮于隆福寺街之灶温。各谈来此后观感，历两小时。托其带《进步青年》之纸型一副，俟上海解放，即付开明在上海重版。”（《叶圣陶日记》）

　　当时全国解放在即，新旧更替，百废待举，有太多的事业等待着他们去完成。这帮为了共同的理想“远游”的民主人士，不得不就此别过，各奔前程。

　　默默相对两无语

　　从此一别，赵超构与叶圣陶见面叙谈的机会就不多了。

　　三十多年后，叶圣陶重温这段“远游”时，还充满着感慨和向往，他在《北游日记》的短序中说，“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了。特别是到了晚年，赵超构更不忍再打扰叶老，只能在杂文中与他“见面”，当他获知叶老“门庭如市”忙于应酬，“不让他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替叶老抱屈：“一个老年人的桑榆晚景，满肚子的学识、经验和抱负就此浪费了。”

　　1988年，叶圣陶走完了94载人生历程，在北京遽尔谢世。远在上海的赵超构闻讯，心里无比的悲伤，他没有写悼念文章，而是默默地在内心寄托哀思。过不多久，他终于在一篇杂文中提起了叶老，提起他们之前在北京的一次见面，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字里行间语气沉重，那次见面的气氛似乎有点异乎寻常，那是在“文革”阴霾笼罩下的特殊年代。历经磨难的赵超构被提前“解放”，借用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辞海》。当时正是大搞“三结合”“掺砂子”的时候，到处“评法批儒”，“大批判”和“阶级烙印”充斥《辞海》（修订版）的字里行间。

　　“文革”期间，叶圣陶的境遇也不太好，一开始就被免去了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一直赋闲在家，以抄书、种花消磨时光。一直以来，叶圣陶很关注《辞海》的修订工作。两人见面寒暄后，他便主动问起了“掺砂子”“三结合”的事情，赵超构如实奉告。叶圣陶一开始“似乎有点惊讶”，但他马上沉静了下来，“只听不说，不置一词”。

　　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圣陶和赵超构天各一方，难得相聚，但赵超构一直牵挂着他，他说他懂得叶老“这种沉默的态度”。然而，让人无比感慨的是，两位久别重逢的师友，好不容易见上面了，却神情凝重，“默默相对两无语”。此时此刻，难道他们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次神圣的“远游”？抑或是记起了那本“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