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大师巨匠》

　　陈杰

　　《大师巨匠》这本书共摘录了90位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师，客观地描述了每位大师不平凡的一生，从青年求学，到开创事业，再到晚年际遇。这些大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发挥了重大的承先启后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开启了国人心智。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感化了一代代人，为后来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熊十力先生曾说过：“不掌灯何以行路？”人生漫漫长路，更不能缺少大师掌灯指路。

　　《大师巨匠》这本书是半本民国文学史，从中国近代史上“留美第一人”容闳开始，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容闳的幼童留美教育事业历时9年，前后涉及4批120名幼童。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许多名人，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以及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

　　同期，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最优秀的毕业生开始了英国的留学生活，两年后，应母校召唤，提前回国任教，他先是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后调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和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出任校长。此后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式地换了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直到蔡元培的出现。

　　蔡元培1916年12月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求贤。蔡元培开始亲自聘请老师，不为学历，只重才干。“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的事被传为一时佳话。陈独秀履历不够，蔡元培就亲自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像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驯的黄侃也是北大校园的景象。各种政见的人都能容纳，唯独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的卓见，在习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时所罕有”。像中学肄业的刘半农，破格录取成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后又送英国深造；没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受聘出任北大讲师教授印度哲学。不拘一格地选拔老师、学生，一时之间北大大师云集。到1918年， 北大当时的教员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粱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

　　新文化运动的“双簧”战将钱玄同与刘半农，钱玄同通过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罗列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极尽诋毁之能事；刘半农则用白话作《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两篇言辞激烈、水火不容的文章拉开了“双簧”大幕。反对派林纾则以小说《荆生》《妖梦》反击，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批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家的主张祸及人群，无异于洪水猛兽，提醒蔡元培要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行为。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漩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强地坚持着”。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逐一反驳其观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

　　除了蔡元培之外，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的故事也令人津津乐道，他们三位史称民国三大名校校长。三位校长的教育理念很明确，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用梅贻琦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研究为终生事业，心怀救国、以教兴国、学贯古今、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但在具体教育措施以及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三人又截然不同：蔡元培官至教育部长，却平易近人，绝无架子，他重情义、明礼节，主张思想自由、男女平等；梅贻琦做人、读书、做事则以慢、稳、刚三字代表，他真诚不虚伪，在推动清华大学实力晋升之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伯苓则倡导学生爱国，教育学生学知识、增能力、强体魄，助力中国富强。当然除他们之外，还有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以身殉职尽显民族气节的事迹和只答应做半年校长但一干就是13年的浙大校长竺可桢，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大师。

　　民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是诸子争鸣、大师迭出的年代。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几十载，近年来已有不少忧心人士对青年人之彷徨、无中心价值观深以为忧，更有人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