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旅行日记里的中国印象

　　□周维强

　　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爱因斯坦夫妇有过一次“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的旅行。这一次旅行，爱因斯坦写的日记，起始是1922年10月6日，结束的日期是1923年3月12日。其间两次到过中国的上海，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至14日，先是从香港乘坐“北野丸”号蒸汽邮轮抵上海，停留一夜，14日下午3点从上海出发去日本；第二次是同年12月29日下午4点从日本门司坐船返程，31日中午抵达上海，停留两个晚上，1923年1月2日中午坐船启程离开上海去往香港。

　　爱因斯坦日记里记录的1922年11月13日第一次抵达上海：“在13日早上10点左右到了上海。”受到稻垣守克（日本改造社职员、爱因斯坦访日期间的向导和翻译）夫妇、弗里茨·蒂尔（德国领事）、斐司德（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内科教授）夫妇的欢迎，还有记者采访了他。邮轮停泊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和迎接他的人，在南京路跑马厅旁的“一品香”中餐馆用了饭。这家中餐馆位于公共租界。爱因斯坦日记里写道：“就餐期间，我们在窗外看到了一场喧闹的、五颜六色的中式葬礼，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些）未开化、几近滑稽的事件。饭菜极其精致，几乎没完没了。桌上放着很多菜碟，人们不停地用筷子从里面取食。”但爱因斯坦似乎极不适应这顿中餐，“我的肠胃反应相当激烈，后来大概在5点登陆友好的斐司德夫妇的安全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时，我才如释重负。”这部书给这句话的注解是：爱因斯坦此处是说他的肚子翻江倒海一般，极不舒服，到斐司德家终于解决了。稻垣守克后来发表在日文杂志《女性改造》1922年第12期上的文章《迎接爱因斯坦博士》补充了爱因斯坦夫妇在“一品香”用餐的情形：这家餐馆所在的建筑是纯西洋式的楼，爱因斯坦一行总共六人围着一张圆桌就餐。博士（稻垣守克文章称呼爱因斯坦为博士）第一次使用筷子，在稻垣守克的帮助下，立刻就掌握了筷子的诀窍。但夫人爱尔莎试了一下，觉得很难，便当即放弃，改用刀叉。爱尔莎惊叹菜肴的丰富：“太惊人了，这个国家不像德国，吃的东西非常丰富啊。”但博士接口说：“不过，爱尔莎，或许也有很多人是吃不上饭的。”稻垣守克在文章里记录了爱因斯坦关于饮食的“有趣的见解”：“有古老文化的地方都会有发达的饮食。中国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美国这种地方，我感觉吃饭就像是往炉子里添煤，只不过是往胃里填卡路里而已。”爱因斯坦很幽默，但他的日记所记也许表明他的肠胃不能够接受他的见解。席间窗外有葬礼音乐传来，爱尔莎认为如此欢快的音乐不适合葬礼，爱因斯坦“则反驳说并不一定如此，欧洲也有这样的例子”。爱因斯坦夫妇围绕葬礼音乐的讨论，是不是也可以说明爱因斯坦思维的发散性呢？

　　爱因斯坦日记里写道：“饭后，在美好的天气下步行穿过中国人居住区。街道变得越来越窄，挤满了行人和苦力黄包车，上面沾满了各种污垢，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秋冬晴朗的下午，而市民的生活环境污浊。那这样的居住环境中的人呢？爱因斯坦接着写道：“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一群温顺、迟钝、几乎被遗忘的人在为残酷的生存而斗争。”爱因斯坦日记里说他们“参观了一个剧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滑稽演员演出。观众总是在叫好，很满意，各种各样的人都带着小孩”。爱因斯坦夫妇这个午后游览的是老城厢的城隍庙和豫园，在“小世界”游乐场的戏院看了一场昆曲。

　　在上述的记录之后，爱因斯坦总括了他所见的印象：“到处都极其肮脏，非常喧哗的人群，露出满意的笑容，即便是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经常有不小的肚子，总是很有耐性，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爱因斯坦这段日记里的几个关键词“温顺”“迟钝”“机器人”，令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麻木的人。

　　稻垣守克写的《迎接爱因斯坦博士》的第5节“上海观光”里说，他事先曾到上海城内考察过，以为不能带博士来这种“又臭又脏不像话”的地方，但爱因斯坦“想慢慢地仔细看看上海这座城市，而非匆匆忙忙地只看个表面，他尤其想看看普通市民的生活”。稻垣守克因此改掉了他花费好几天功夫做好的安排。这样才有了爱因斯坦夫妇的上述的老城厢行程。稻垣守克的文章，补充了爱因斯坦的日记，他在文章里写道：从“一品香”餐馆出来后，“前往城内，上海的城内是中国人居住的街区，在租界外。道路太窄，汽车无法通过。我们一行便从车上下来，慢悠悠地步行”。爱因斯坦对这样的缓步访问“特别中意”，他对稻垣守克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想过的。”“我无法表达，太新奇了。”爱因斯坦“兴致盎然地走着”。“街上越来越臭”，稻垣守克说“太脏了吧？”爱因斯坦“却不介意：‘哪有，这不算什么，意大利的街上也铺着这样的石头。’”。在戏院里，观众饶有兴致地看着爱因斯坦一行人，爱因斯坦“于是笑道：‘我们也是戏呀。’”。在“小世界”里的玩具店，“有个人在弹大正琴”，爱因斯坦“站住，静静地闭眼听了三四分钟”。“大正琴”即“凤凰琴”，上世纪20年代自日本传入中国。他们从城里出来，爱因斯坦边走边沉思，稻垣守克问爱因斯坦的感受，爱因斯坦的印象是这些人“只能说是没有自我意识吧”。稻垣守克记录的这句话和爱因斯坦日记里的记录，可作相互印证。

　　这天晚上爱因斯坦夫妇是在王一亭家里用餐。王一亭的宅邸位于小南门乔家路113号，这里也是上海的老城厢。王一亭事母至孝，因母亲不习惯城市喧嚣，遂购置小南门乔家路113号梓园入住。梓园，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进士周金然构筑，至1922年已240余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一亭购入，保留了原来的青玉舫、琴台、归云岫诸胜。因园中有古梓，故易名梓园，园的规模不算大，但构造精致。全园以荷花池为中心，池中植莲、养鱼，又有仙鹤、白鹅遨游其间。四周多奇葩异草，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池中筑亭，可供憩息。园东临街处建二层楼住宅，楼上卧室，楼下分别为客厅、书房、画室，十分宽敞。王一亭作为画家，自然藏有历代名画和自己创作字画的精品。按照当年《民国日报》的报道，王一亭宅院可算“中国家庭寓所的典型代表”，由他来接待爱因斯坦，“假王一亭寓邸，设宴欢迎”，正是“藉便博士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

　　王一亭祖籍浙江吴兴（即今之湖州），出生在上海周浦，既是实业家，也是书画家，是吴昌硕的老友（梓园的门额即由吴昌硕题写）。1922年，王一亭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这一年王一亭55岁，爱因斯坦43岁。爱因斯坦在日记里称王一亭为“一位富有的中国画家”。王一亭的梓园在爱因斯坦的笔下散发着浪漫的艺术气息：“进到房子里面，浪漫的庭院边上的走廊点着过节才有的灯火，里面有一个优美如画的池塘河花园。大厅里装饰着主人丰富多彩的真正的中国画以及他精心收藏的古董。”王一亭设家宴，隆重地接待了爱因斯坦夫妇。作陪的有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和他的夫人章肃及女儿应蕙德，他们都能说德语。爱因斯坦日记里说他们的这位“大约10岁的漂亮小女儿，她用德文和中文朗读，讨人喜爱”。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任教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的化学家张乃燕（张静江的侄子，1923年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兼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也陪同在座。爱因斯坦日记可见，这是一个和前述城内华界完全不同的人与环境，“食物无穷无尽，极其精巧，让欧洲人难以想象，彻底堕落的享乐”，“主人的脸庞非常精致，像霍尔丹（Haldane）……那位朗诵的小姑娘的母亲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用德语聊天，相当诙谐和流利”。庭院优美，食物精致，人都优雅有教养。爱因斯坦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发言，日记给出的注解说：于右任和爱因斯坦的晚餐谈话发表在1922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上，爱因斯坦在他的讲话中，表达了对王一亭艺术的钦佩以及他相信中国青年未来对科学的贡献。稻垣守克的文章《迎接爱因斯坦博士》写了王一亭家晚餐时，王一亭和爱因斯坦之间的一个问答。王一亭问：“太阳和地球有没有可能相撞？”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能说没有，根据详细计算，可以认为地球和太阳在逐渐靠近，不过这是极度微小的，反正没有担心的必要。”这也算留了一段掌故吧。

　　爱因斯坦这一次在上海还游览了龙华寺，日记里称是“一座有趣的佛寺”，还访问了“一个极其有趣的小村庄，完全是中式的，有着十分狭窄的小巷和敞着门的小房子，到处都是小商店和作坊……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是令人愉快的印象……”龙华寺在城外的两英里处，稻垣守克的文章补充了爱因斯坦在这儿的所遇：龙华寺驻扎了军队，门口有哨兵，爱因斯坦一行走进门口的时候，“哨兵举起刺刀气势汹汹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什么人？这里不许通行！’诸如此类吧”，稻垣守克说：“世界级学者爱博士与一脸无知的督军手下小兵形成有趣的对照。”他们后来在另一个入口付了一元钱得以进入。稻垣守克的文章里记录爱因斯坦仔细研究龙华寺的建筑，“看到五百罗汉，他一个一个地研究着他们的面容”。

　　爱因斯坦夫妇第一次来上海的晚上，仍然是在“北野丸”邮轮上住宿过夜。这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记录，是稻垣守克《迎接爱因斯坦博士》一文“归船”这一节里记下来的。

　　爱因斯坦夫妇第二次到上海，是在结束了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1922年12月31日抵达上海，被安顿在盖顿位于杜美路9号的家中。他在日记里称盖顿为“暴发户”，“爱炫耀”。爱因斯坦在这儿度过了除夕，“我坐在漂亮的来自维也纳的女士旁。除此之外，嘈杂无比，对我来说，悲哀”。1923年1月1日的日记里爱因斯坦这样写道：“上海，令人不快。被中国仆人围着的欧洲人是懒惰的，自负而浅薄。”爱因斯坦在这儿对在上海的部分欧洲人的批评也是严厉的。接触到在上海的英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友好的英国人，有国际思想。”爱因斯坦这一次参观了“中国人的大众娱乐场所”“熙熙攘攘的闹市”“一座小庙”和“市郊”，日记里记录的观感：“中国人肮脏，饱受折磨，麻木迟钝，心地善良，可靠，温和，而且还——健康。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在赞扬中国人，但涉及商业技巧时，也一致认同他们智力低劣；最好的证据是：在同样的岗位上中国人得到的工资只是欧洲人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竞争不过欧洲人。”1月2日中午，爱因斯坦夫妇乘船启航，离开了上海。

　　这部日记的编者泽夫·罗森克兰兹在《历史导读》一文里说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充满了矛盾：“他既同情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又在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的言论中将其非人化。他似乎真的担忧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罗森克兰兹的分析是，爱因斯坦所持印象与刻板的模式，同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高度一致。这是一个方面，但换一个面来看，爱因斯坦的认识，亦未尝不可是令我们借他人的眼光来观察自己，来作自省。《旧唐书·元行冲传》有句云：“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胡适1930年4月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了“五鬼”闹中华的说法。胡适说的“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说这“五鬼”也是“五大仇敌”“五大恶魔”。他开出的药方是教育。陈方之1934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卫生学与卫生行政》，胡适写的序言径题为《公共卫生与东西文明》，呼吁“公共卫生是‘人的文明’的第一要务”。这也可以看作是国人的一个“内自省”吧。胡适的这个内省和爱因斯坦的旁观，对照起来看，也是有意味的。

　　爱因斯坦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上海时，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克里斯托弗·阿伦尼乌斯发来的电报，得知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之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名满全球。可惜的是，两次上海之行，爱因斯坦都没有做过有关相对论的学术演讲。而他的日本之行，日方负责邀请和接待的改造社做了周密的安排，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一份和爱因斯坦签署的合同，合同包括了在东京进行的6场科学讲座，在日本多个城市的6场通俗讲座，酬金含差旅费、住宿费总计2000英镑。爱因斯坦虽然也曾有意访问北京或一些沿海城市作演讲，但可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和爱因斯坦沟通和衔接好，爱因斯坦的中国讲学之旅搁浅了。

　　这部《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中文译本，2022年11月已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一次旅行，爱因斯坦1922年11月2日在新加坡招待会上的演讲中说，东道主“对我的理论的溢美之词着实不应加之于我，而应加之于上世纪的全部科学家，我所取得的这一理论成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进步的结果”。他在日本访问时也说“自己成为天才是偶然之幸，可以说是上天不公平的恩惠。要尽可能地把这个恩惠返还给人们”。真是又伟大又谦虚。